媒体：感知与影响

     作为一个对中国政府持批评态度的旅德华人，我了解中国发展的途径已经不再是德国媒体。这一方面是因为互联网的存在，我可以直接通过设在大陆和欧美的中文网站得到最新的消息，而且大陆网站的多样性和开放性早已经让我吃惊；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德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作为曾经的记者，我习惯于开着电视机一边工作一边留意新闻，而只要遇到德国记者报道中国，我总是要换台。
     我对德国媒体的中国报道的不满，不是从2008年才开始的。1990年代，德国电视一台的Weltspiegel节目报道一个德国葡萄酒商到中国生产葡萄酒，其驻京记者不仅声称中国人在这个德国人之前根本不知道葡萄酒这种 edle Tropfen（德语意为高贵的液体），而且盗用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1984年》里对主角温斯顿•史密斯（Winston Smith）喝胜利杜松子酒的描写来描述中国的白酒。这个集无知和傲慢于一体的报道，导致了我对德国媒体的不满第一次爆发，其结果是给电视一台的一封愤怒而辛辣的观众来信。
     在长时间观注德国媒体的中国报道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不仅多数记者惊人地匮乏对中国的基本认识，而且几乎所有的记者都在用貌似中立的“政治正确”给德国读者和观众洗脑，比如把在国际法上没有主权地位的台湾称为Inselstaat（岛国）甚或“事实上独立”，每次报道西藏时不忘加上一句从国际法的角度看完全是信口雌黄的“被中国占领”，甚至在介绍青藏铁路建筑过程的纯技术性纪录片中也不忘记强调这条铁路如何强化“中国对西藏的统治”，似乎藏区应该永远保持落后而不配享有现代技术。至今令我困惑的是，高举民主大旗的德国记者为什么偏偏对达赖这个前奴隶主并依旧的神权头子毫无批判精神。 最终让我抛弃德国媒体的还是2008年，其关键不是德媒所犯的那几个技术错误，而是这些低级错误背后的原因，是媒体与政界携手对德国社会进行的全面意识形态洗脑。张丹红事件的前前后后，更让人感受到“自由世界”的麦卡锡风暴会多么寒冷刺骨。当文革的政治挂帅演化为德国2008的“价值观”高于一切的时候，为了搞垮一个只不过是说了几句实话的德国之音记者，从来没有听过德国之音的所谓民运人士也可以从美国被邀请到德国国会接受听证，这让人感到的已经不是可笑，而是恐怖。
     中国大陆的新闻政策近年来虽然有了巨大的进步，但是仍然有许多做法非常愚蠢，比如，北美地区有几个很受欢迎的中文网站，比国内几个臭名昭著的右派网站更客观、更理性，在国内却遭到屏蔽。
     尽管如此，这次媒体讨论中更多地需要反省的是德国媒体自己。中国社会的非意识形态化已经很普遍，而德国媒体却还停留在20年前，无知与傲慢并没有减少多少。早在2008年之前，分裂主义（台独、藏独、疆独）、法轮功和所谓的民运在国内外许多中文网站上已经被人厌恶地合称为“独运轮”甚至“毒晕轮”（还有的把泛滥成灾的基督教福音派也加上，合称为“独运轮基”）。德国媒体向德国的消费者报道过这些西方的宠儿在中国民间的遭遇及其原因吗？哪个记者向德国读者介绍过中国民间对“精英”的厌恶和“草根”的兴起吗？谁正视过源于美国的愚昧型基督教在中国泛滥给许多家庭带来的悲剧吗？
     2008年4月，我在接受德国《青年世界》日报的采访的时候说过，中国共产党应该感谢西方媒体，因为西方媒体的做法比国内任何爱国主义教育都更有效。现在，真有人表达了这种感谢：西方媒体与中国国内的“原教旨自由主义者”一道，把越来越多的青年人生生恶心成了坚定的爱党爱国者”。
     一位德国记者讲，外国驻华记者的任务是向本国人介绍“中国人怎么看待飞速的发展？他们的吃穿住行怎么样？读什么书？他们梦想什么、争论什么？人权状况如何？环保状况如何？他们的政治领导是什么样的人？”如果真是以此为己任，那么德国驻华记者就应该看到中国社会近20年来观念上发生了什么变化，看到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西方所鼓吹的普世价值持怀疑和批判态度、为什么欧美偏爱的《南方周末》被越来越多的人抛弃， 他们的德国同事初访中国就不会频临 “世界观的崩溃”。
     遗憾的是，德国媒体及其驻华记者严重失职了。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积极充当默克尔（Angela Merkel）“价值观外交”的马前卒，是自己的“普世价值”。这种不顾中国现实的所谓批判态度，让他们不再像反映中国现实的记者，而是成了把推销“普世”价值看作自己的宗教大使命的神棍。

我们诚邀您进入论坛对这一话题展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