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感知与影响

回顾法兰克福书展: 这才是中国的对外信息传达机制?

Presse-Rundgang durch die Ehrengastpräsentation China im Forum © Frankfurter Buchmesse
法兰克福书展的中国主宾国记者发布会,版权:法兰克福书展
法兰克福书展的中国主宾国记者发布会,版权:法兰克福书展

     2009年我作为自由撰稿人应柏林的Taz日报撰写法兰克福书展的评论,第一次参观法兰克福书展,让我深刻印象的是这是个成功的商业活动,也有很多思想文化方面的论坛、对话,包括对热门的中国话题的讨论,德国媒体对此很多报道,我个人看来这都是非常正常的,如果说唯一我感觉不好的地方就是书展的规模太大——开始两天我有点迷路。
      在书展期间和另外两位独立撰稿人从各自的角度对书展撰写评论,发表在Taz的网站上。回顾这次展会期间关于中国的众多争议性话题,我觉得这里面有众多文化背景、成见方面造成的误解,但有些则是中国官僚系统的某些“习惯性动作”招惹的麻烦。下面就是我对中国政府对外交往——无论是文化交流、国际会议还是奥运会这样的活动——的信息传达模式的观察。

      我的第一个观察是:中国官员喜欢传达单一的、正面的形象、信息。
      由于中国从秦始皇以来一直是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无论政府体制和文化思想上都是“大一统”,这种传统在共产党统治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不仅对内如此,对外交往的时候中国政府、甚至很多中国人都热衷传达单一的、正面的中国形象——但问题是随着中国和世界交往渠道的增加、传播技术的改变,这种努力变得越来越徒劳。这导致中国政府官员在书展、奥运会这样的活动中加强对新闻传播的控制、甚至去参加人员的控制,制造了在我看来没有必要的矛盾以及金钱上的浪费——可中国政府现在似乎很有钱,从不担心这种浪费。
      比如这次书展完全可以由出版商行会来组织,出版商自己组织各种活动,政府机构只需要发挥协助功能,这样不会有金钱上的太多浪费,但是中国政府的集权惯性让新闻出版署会自己要组织这次活动,让组织程序变得非常繁琐而且浪费金钱,政府官员也喜欢把大型活动作为自己的政绩的一部分,这种惯性也会带到书展、奥运会等等方面。而且这件事就变成了双重目的:一方面是展示中国形象,而且是政府希望塑造的那种形象;另一方面是就追求商业利益,也就是买卖图书版权,而其中出售图书版权又可以当作新闻出版社的政绩,可以向上汇报。

      我的第二个观察是:中国“上级决定一切”的官僚体系导致官员面对媒体的时候表现的很僵硬。
      请注意中国的官僚系统的真正规则有两条:一是上级决定一切,包括下属官员的升职,所以下属会尽一切达到上级提出的目标;其次是对外交往中的底线是不出乱子、不出爆炸新闻。我觉得德国或者美国的官僚系统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但中国的程度是最深的,这导致具体负责的官员要努力控制所有的局面、变化,可是事情、信息太多他们又无法全面控制,于是只好用简单的禁止、说不的方式来控制,在面对媒体的时候也表现出僵硬、总是拒绝对外说话。
      问题是,官员仍然可以强有力的通过直接命令——以及对相关利益的控制来——来控制国有出版社代表的公开发言,但私下人们可以传播不一样的个人感受,而且,毕竟现在有政府以外的其他信息传播渠道。

      我的第三个观察是:信息封锁和新闻媒体过于喜欢“冲突性新闻”让所谓的“全面的、有意义的互相沟通”变得不可能。
      这次书展有许多关于中国的争议性信息传播出去——诸如流亡作家、西藏等等话题,作为记者我不认为是这是所谓“负面信息”,因为这的确是中国存在的现实问题。可是我也想说德国大众媒体对这类“冲突性新闻”的报道太多实际上也就压缩了其他关于中国的文学、环境保护等等方面的报道。这很大程度上要和大众媒体取悦读者的话题设定有关,我想媒体中人是需要对这方面保持警惕的。
      而对中国内部的公众而言,最大的问题是政府的信息封锁导致中国内部的绝大多数人不知道很多问题和信息,比如这次书展讨论到的很多中国问题,而国内的媒体多数只能从中国在版权输出上获得很大收获这个方面来报道这次书展。由于中国民众接收的信息太单一,导致许多人的思想单一化,总是以为外国人在妖魔化中国——实际上我得说互相之间交往的时候人们总是伴随着某种妖魔化,我不知道最近大家看没看Brad Pitt主演的电影Inglourious Basterds,那里面把盟军战士和希特勒都妖魔化了。

      最后,我要强调的是,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现在是一个针对内部的“帝国体制”,如此庞大的人口聚合在一个国家内,越来越强大的经济实力让当权者可以不用顾忌外部的言论,但是在帝国内部,现在实际上既没有一个稳固的、可信的主流思想,也没有一个可以容纳各种意见、利益的公正体制存在,而过去几十年单一的教育导致人的精神世界的简单化,所以当他们在信息稍微放松以后马上拥抱另外的思想的时候,也喜欢简单的走向极端,这样就出现了众多互相冲突的思想、价值观各自有一批信奉者,他们之间却很难沟通和取得共识,这最后可能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冲突。在我看来,这是真正值得担心的。
      对于中国和外国的沟通,我唯一的战略建议是:尽可能多的传达多方面的信息、尽可能多得和不同层面的人交流是唯一有效的战略。

      这是作者2009年12月4日在驻华外国记者协会(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 of China)举办的“法兰克福书展回顾”对话会上发表的观点的修改版本)

      周文翰,曾任《新京报》文化记者,现为旅行作家。
文:周文翰
旅行作家,北京
200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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