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感知与影响

     “我和我的同事都是学德语出身的，我们一直在关注德国的报道……我们一直分不清德国这种负面报道到底是针对中国的制度，还是针对中国的民俗和人民……”一名中国媒体编辑在歌德学院北京分院与中德文化网合作于2009年11月20日在北京798艺术区的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首次举行的媒体沙龙上激动地说。这次的话题是“跨文化语境中的媒体工作——从误解到理解”，主持沙龙的是歌德学院（中国）院长阿克曼（Michael Kahn-Ackermann）先生。
     上面提到的那番评论令人遗憾地表明，要真正地消除误解会有多么困难，即使是那些从学历和工作背景来看，本应最有能力进行调查、询问并能在事实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看法的人，也勉为其难。 

     风波的起因：讽刺节目
     之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组织这次沙龙的起因是，德国电视二台在2009年10月23日的讽刺节目《heute show》中，播放了马丁•松内博恩（Martin Sonneborn）为法兰克福书展拍摄的2分44秒的视频。 在这段视频中，当年《泰坦尼克》杂志的主编松内博恩以一个记者的身份出现，他用德语并在没有翻译的情况下，故意以一种粗鲁的方式就中国的人权、“中国的大屠杀”和拷打向中国参加书展的人员提问。正因为这些中国人听不懂他的问题，他们的反应就很不恰当，也很可笑。也就是说，作为记者的马丁•松内博恩故意曲解他们的回答。这段现在已被德国二台资料库删除的节目，在播出一周内出现在中国的土豆网上。 中国网民的反应是非常气愤，有些网民甚至要求德国道歉。
     由此，围绕多年来中国人认为“西方媒体对中国主要是负面报道”的讨论又重新升温。中央电视台11月15日播出的《世界周刊》主要内容讲述了二十年前柏林墙的倒塌，同时还插播了这一讽刺视频，在这个节目中记者就这个问题对我进行了采访。当时我只是第一次匆匆地看了那段讽刺视频。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有人要对书展的中国客人恶搞，要让这些中国人当众出丑，而且他们还不能抵抗，因为他们既听不懂记者对他们说的话，也不明白记者硬塞在他们的嘴里的话。我完全可以想象，许多在土豆网上看到这段视频的中国人会感觉到自己受到了伤害。中央电视台在他们的节目中还介绍了松内博恩以及由他成立的口号为“重建柏林墙”的“政党”。这一口号和从这口号中引申出来的重新分裂德国的颠覆性目的，就是那条把松内博恩对中国人的有一定的问题的采访和节目前十五分钟就柏林墙倒塌所做的内容严肃的节目联在一起的线索。 

     语境缺乏而引起的误解
     遗憾的是，中央电视台的这一节目没有把马丁•松内博恩到底是怎么一个人介绍给大家：他是一个讽刺家，一个政治小丑。他的节目不是在德国电视二台晚7点的新闻节目档播出，而是在晚11点的一个讽刺节目里播出。当他在不被介绍的情况下（但有中文字幕）出现在土豆网上时，并没有介绍这个人的来龙去脉。讽刺的特点是，通过夸张来让某一问题引起注意。根据德国维基百科的解释，讽刺也可以是一条假造的消息或一个虚构的采访。这里还可以引用维基百科对马丁•松内博恩曾经担任主编的讽刺杂志《泰坦尼克》的介绍：这本杂志之所以出名，就是通过引起轰动的文章和行为来试探讽刺的内容极限和法律极限。 
     那么马丁•松内博恩在他的录像中到底要拿什么问题开涮呢？其实他想批评某些德国媒体把来到法兰克福的中国人同新闻记者的每一次接触都高度政治化，这也是阿克曼先生在今年法兰克福书展上所发现的问题：“莫言两天后就不想再看到那些新闻记者了，而是想走。”，主持人的阿克曼一开始就举了这个例子。在莫言避开那些硬要把他归类——要么是持不同政见者，要么是御用作家——的新闻记者后，第二天德国一份报纸的大标题就是：“莫言被禁止发言”。在有了这样和其它类似的经验后，如果阿克曼不是从事国际文化交流几十年、并因此变得非常敏感的歌德学院中国区总院长，而是一个职业讽刺家的话，也许他也会像马丁•松内博恩一样拍出这样的节目。而后者在做节目时极有可能想到的只是他的德国观众，这些观众原则上要比外国观众能更容易看穿这一录像的内在意义。


     从歌德学院北京分院举办的媒体沙龙上的发言中可以看出，中方坚持相信两点误解，在这里必须首先排除这两个误解。第一是马丁•松内博恩的节目决不是反华节目。第二是，不能把这一个讽刺节目与有时让人感到是反华的西方严肃媒体的报道混为一谈。 

     可以就讽刺的道德性进行辩论
     那些自认是德国的客人或至少是书展的客人的外国人来到德国，他们出于对好客的理解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讽刺的牺牲品，而这种讽刺在他们国家官方的媒体中很可能又是没有的，如何从道德上来评论这件事完全是可以并应该得到讨论的。在德国也出现了这样的讨论，如在www.freitag.de网页上，大多数的评论对这一节目持批评或否定态度。
     讽刺是一种有意要伤害别人情感的形式。在同一种文化中，这种形式更能得到理解，其作用也更能被接受。但如果另一种文化或宗教的人员被牵涉进去，其后果很可能会难以估计。2009年10月武汉的德中大道文艺亭发生的一个有趣的例子也许会给人启发。一天下午亭子里坐满了观众，他们要观看一部有关中国人谩骂的短片。有一位妇女也来到亭子，当她发现，这里不是她想参加的“轻松学德语”节目，而是要听那些不堪入耳的骂人话时，她激动地喊起来。尽管如此，她还是看完了影片。在紧接着的讨论中，她对观众说，最让她生气地是，她以为是德国人把中国人拍得那么“不文明”。当她得知导演是中国人时，她便沉思起来不再说话了。而那位导演也很犹豫，因为要把他的影片放给那些偶尔路过的观众，而不是来自艺术或电影界的观众看。
     从误解走向更多的理解¬——这句话具体的含义是什么？一方面互联网给与人们了解更多信息、来自世界各地信息的机会。所以我希望，上面提到的那位德语熟练的中国编辑能同德国朋友或同行一起在德国电视二台的网页上看几期《heute show》的节目，从而亲自去感觉这样的讽刺节目是如何起作用的，并能正确看待松内博恩视频的来龙去脉。另一方面，今天制作媒体节目的人也要高度意识到，现在已经没有纯粹的地方性作品了。尽管政治正确性有时会显得无聊，但在今天全球联网的时代也可能越来越成为建设性对话的一个先决条件，而我们需要这样的对话，以解决有待处理的全球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