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感知与影响

     2009年9月12日至13 日在法兰克福举行的国际研讨会题目叫做“中国和世界——感知与真相”。研讨会开始之前就引起了媒体的极大关注：邀请女作家戴晴和流亡诗人贝岭参加，随后又取消邀请所引起的混乱在德国的文艺副刊中掀起波澜。最后两个人还是到场了。用中国原驻德国大使梅兆荣自己的话说，他没有质疑这一事实：“两位有权力参加”。其他一些人，如中国新左派思想的代表人物汪晖则没有到场。这次研讨会原本是法兰克福书展的思想前奏，一开始中方代表团就有一大部分成员突然退出：因为没有对中方代表团的正式欢迎，在程序安排上也缺乏协调——笔会主席赫伯特•魏斯纳（Herbert Wiesner）一开始就把戴晴和贝岭请上了主席台。随后书展负责人向中方表示了道歉。这本是一个消除对话中双方误解的机会，但是这个机会没有被利用。
     研讨会第一个会议的题目是“中国在世界扮演的角色——自我认识与他我认识”。梅兆荣在发言时首先指出中国艰难的历史，认为对中国的任何评判都必须考虑到历史。经过半殖民地时期和随后的“艰难时期”，经过近 30 年的改革开放阶段，中国的现代化已经成为历史事实。这不仅带来了正面的成就，也带来了负面的后果，比如环境问题。这位前驻德大使强调中国的富裕对全世界的重要性：“让中国为全球化给世界带来的负面效应独自承担责任是不公正的。”


     沃尔芬比特尔的奥古斯特公爵图书馆的施寒微（Helwig Schmidt-Glintzer）教授讲述了自己心目中的中国形象：40 年前他没有想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近 40 年是多么强劲。从 2005 年开始，已经发生了上万起公开抗议活动，非政府组织的建立和和比如反对水电站建造等公民运动有所增加。司法体系也在进步：“即使民众常常呼吁，罪犯也不总是立刻就被判处死刑。”13 亿中国人在寻找自己通往幸福的路，为此创造前提条件本身就是一个大挑战，但是，在这方面给中国出主意不是他的任务。
     随后是听众提问环节，其间有人提到了人权问题。梅兆荣指出了这方面的巨大进步，但是他认为，对人权存在不同的理解，该怎样理解取决于一个社会能不能“吃饱肚子”。公众利益不能受到损害，最重要的就是稳定：“如果没有饭吃，那还有什么人权？”作为结束语，他引用了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的一句话：“先吃饱肚子，然后才有道德。”就这一点展开讨论本来是可以很有意义的，但是讨论没有进行。

     德国媒体中的中国
     接下来讨论的问题是“多样的画面，多样的误解？德国媒体中的中国形象和中国对媒体的印象”。可能是因为题目本身定得片面，随后的讨论对中国媒体中的德国形象具体涉及得很少。梅兆荣指出，德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有很多值得称道，但是显然也有某些编辑部使用陈词滥调，以满足某些期望，他们遵循的座右铭是“坏消息比好消息的新闻价值高”。用“黄色间谍”、“技术盗窃”或者“掠夺工作岗位”这样的标题词语在舆论界把中国描述成对世界的威胁是不合理的。他强调说：“中国经受得住批评，我也不想把媒体都一棍子打死。”长期生活在德国的作者兼记者史明则指出，在报道时不忽略重要的、具有批评性的信息，并且对它们进行考证是每一个记者的义务，并且举了几年前中国对松花江岸边一起化学事故的虚假报道为负面实例。


     使相对和谐的气氛变得激烈的是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季芸。她问道：为什么德国媒体在西藏问题上使用了错误照片？为什么德国就不能分享中国人对奥运的喜悦？为什么要把奶价上涨归罪于中国人？德国难道没有一种新闻审查？听众席中的一位汉学家对此进行反驳：这种辩词实在软弱无力——中国的每个出版物显然都要接受审查。这一讨论本可以深入进行下去，可惜缺少一个果断的主持人，讨论不了了之。
     中国方面问道：根据调查，欧洲人受媒体的影响更多是批评性地看中国人，而中国人更多把欧洲人看作朋友，为什么会是这样。主持人本该把这个话题也向更深处引导，这是一个诚恳地澄清基本问题的机会：对峙与保持中国意义上的和谐，究竟哪一个更为可贵？但是针对这一明显分歧的讨论没有进行。西方传统中，批评不一定是负面的，而是重视的表现，这本来是可以加以讨论的。

     工作压力取代“铁饭碗”
     在“工业化和社会转型”的讨论上，中国社科院的社会学家李强在谈了对中国走向知识型社会现状的思考之后，概括介绍了人口的发展，对问题也不加掩饰：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及其后果，打破“铁饭碗”后的就业状况发展，住房市场私有化的后果以及目前卫生和退休保险改革所带来的挑战。


     作家苏珊•梅斯默尔（Susanne Messmer）在报告中强调了这些发展对20-30岁这一代人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人拒绝社会对他们的期待和更大的工作压力。汉学教授何梦笔（Carsten Herrmann-Pillath ）在（带有几分幽默的）报告中首先论述了“山寨”的创造力，认为不必仅仅看到对现有产品继续开发的负面效应。中国正在将最初计划模仿生产的一款汽车研发成为世界上第一款可推向市场的纯电动汽车。

     共同的讽刺——文化对话取得的一个小成就？
     “文学的角色——深陷危机还是越发必要？”专题讨论在经过了轻松的部分后变成了情绪激动的讨论会结束部分，而且脱离了介绍会本来的题目。
     莫言的开场白映射了媒体形象讨论中的“喝光德国人牛奶的中国人”，带讽刺意味地说，他的太太非常喜欢德国生产的蒸锅，希望德国不反对他为这种蒸锅做广告。在随后的发言中，他描述了自己对世界文学定义的思考，没有涉及议题中文学的危机或文学的必要性问题。作家史蒂曼（Tilmann Spengler）很高兴地接过了德国蒸锅的话题，说道：“我的飞机下午五点起飞。我只有随身行李，还可以带蒸锅。”除了这个趣事，他的发言也局限于对文学在全球化世界中的走向的普遍性思考。关于政治审查对文学的威胁，他断然拒绝发表意见。只有中国社科院的陆建德强调：煽动性宣传不是文学的好朋友。


     作家徐星提出了一系列对西方极具批判性的评论，为讨论会增加了一丝愤恨的情绪。他说，从近些年来他回答的记者提问中可以看出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思想，西方也有许多东西破坏了中国文化；西方人到中国建造“奇怪的楼房”，“在中国发泄”。随后的讨论并没有直接回应他的话。一位听众问，如果不喜欢这些西方设计师，中国为什么还决定聘用他们，徐星有意对此进行探讨。中国方面或许还没有看到自我做主的能力而正在重演被西方“冲垮”的历史噩梦？这本来也是必须进一步深入讨论的问题。戴晴在发言中继续她在前一天提起的新闻法话题，她说，梅兆荣说美国也没有新闻法，这不是中国没有新闻法的理由，现在已经到了制定新闻法的时候。贝岭觉得自己像是“在底层说话的绿林好汉”，批评这场文学讨论根本没谈到他作为诗人所关注的诗歌。事实上，这场讨论本来更应该切题地多谈文学，但却只是泛泛地谈了成功的世界文学潜在的标准。
     社科院张蕴岭的闭幕词给为期两天的研讨会带来了调解气氛。他说，要让所有的人都过得好，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每解决一个问题，都会带来新的问题，比如环境问题——这是中国已经意识到的问题。即使让共产党下台，滋长的腐败问题也不是自动就能解决的。中国是一个复杂的总体，要想真实地感受中国，那就要同时使用显微镜和望远镜。他说：“要允许中国自己寻找自己解决问题的道路。相互并存的唯一办法就是对话。”而这次法兰克福的讨论会因为缺乏得力的主持，对话进行得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