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记忆

     很快，纳粹（国家社会主义，编者注）罪行的见证人就没有了。回忆文化面临着深刻的变革。就回忆文化必要的现代化，史特芳妮•佐伯尔（Stefanie Zobl）采访了历史学家和历史教育学家福尔克哈德•克尼格（Volkhard Knigge）。

     问：克尼格教授，为什么回忆文化的改革是必要的？

     答：回忆文化是一个麻烦的概念。严格地讲，回忆应该与自己的亲身经历有关。因为时间的间隔，与纳粹时期的这种关联已经缺失。要在现代从历史中学习，这很复杂。在变革高度加速的世界，历史已经不能为当代和未来的行为提供直接的方案。鉴于20世纪存在的众多野蛮行径，仅仅是简单理解性地、冥想般地埋头于过去的回忆是不可取的。反思历史必须意味着，以自我批判的态度具体地对历史的阴暗面及其后果进行审视，思考要使社会不至于丧失人性，应该避免做什么的事情。以这样的方式回顾罪恶的过去，同时也就是对未来的文明史的贡献。

     问：纪念场所在这方面应该承担什么样的任务？

     答 ：作为进行历史与政治及历史与伦理教育的机构，纪念场所除了纪念受害者，还能显示反人性的社会实践出现的原因及其影后果。比如在纳粹主义中，通过什么样的政治、教育、法律和文化手段，人类的不平等与不等价不仅得以声张，而且能够成为社会实践？犯罪者是如何被造就出来的，这是一个核心问题。了解这些，也就可以学习如何对此加以防范。

     纪念场所也以此保持历史记忆的清醒：使青年人能够将现在与历史联系起来面对眼下的迷茫，比如如何理解新纳粹或者在目前关于移民融入问题的讨论中泛起的潜在反人性的“论证”。

     问： 您关于改革回忆文化的思路是否具有普遍意义，可以在世范围内界、特别是经过全球化和移民改变的社会结构中得到应用？

     答：纳粹主义是德国犯下的罪行，但也能让人得以一窥种族主义社会到目前为止最极端的形式。这里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保持自我批判的态度历史地具体看待自己反人类的历史，另一方面是让我们从全球的角度看能从中学到的东西，使世界范围内的文明史的未来发展从中受益，比如以多国的和多文化的研讨会或工作坊的形式。对于有移民背景的年轻人来说，纳粹主义依旧是属于德国历史，其实他们从中也是能学到些东西的，比如在研究建立在对所谓的劣质人进行粗暴排斥基础上的“民族共同体”如何渲染并形成的课题时。

     联邦德国1945年后如何先是顶着巨大的阻力开始反思纳粹旧史、进而怎样建立纪念场所并最终成为得到认可的政治文化机构，这个问题也触动着后独裁和后冲突社会的人心，不论是在南美、原苏联、南非还是在塞尔维亚。这方面有许多交流，也充实着我们。这是为了相互学习，在智识和方法上跨越国境继续发展。

     问：以前的两个德国在反思历史的方式上有多大的区别？

     答：西德所走的是一条社会内部的反对、冲突和辩论的道路，这最后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成了一个广泛的社会内部学习过程。对自己的历史阴暗面的公众记忆形成，很大程度是公民社会介入的一个结果。

     前东德有一种由国家指挥的、内容由国家固定的、正面意义的回忆文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把没有民主合法性的东德政府替代性地合法化为反法西斯的德国。虽然当时也有人反对这种作法，但没有成功。始终如一的模板和程式最终淘空了这种回忆文化。其严重性可以从一个1980年代进行但从未公布过的关于的布痕瓦尔德（纳粹时期的集中营，编者注）的调查报告中体现出来：年轻人几乎没有被触动，他们的疑问是，既然这一段历史已经终结，法西斯主义的根源在东德内已经被清除，那么为什么他们还要参观纪念场所。从这段历史中我们今天也可以有所学习，因为在联邦德国有时也有人声称，随着1989/90年的统一，德国历史已经完成，已经正常化，已经不能更好了。

     联邦德国当然是一个自由的法制民主国家。但是，如果声称生活在世界上最好的社会中，那就忽视了损害民主文化的潜力，而且也等于是在说，以自我批判的精神反省历史是多余的。实际正相反这种反省为民主在联邦德国的巩固作出了很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