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记忆

     2009年10月16日至19日，北京的“新戏剧艺术：中国/德国”活动汇集了多位中、德戏剧工作者，以剧本朗读，演讲和研讨等形式全面展示两国新戏剧之现状与可能。其中一个研讨主题为“Memory of Change：关于当代戏剧中的精神创伤以及集体记忆”，中方的三位戏剧家多多、过士行和赖声川来自迥异的背景，与德国同行卡特琳・勒格拉（Kathrin Röggla）、格斯娜・丹克瓦特（Gesine Danckwart）的对话更是产生精彩的火花。我们通过这一议题看到了两种文化对时间，历史和当下的各具特色的态度。
     德国戏剧家开宗明义，对“集体记忆”的概念有理性的定义，即个体的心理在经历外在创伤后留下的，在某一时刻可能会被唤醒的记忆。这不仅在个体身上，也在集体中发生。他们注意到不同社会处理集体记忆的方式不一样，而且集体记忆不光来自于经历过的事件，也表现在对未来将要发生的事件有一种提前感知。譬如大众媒体对金融危机，大气保护的报道制造一种不安全感，这也成为集体心理的一部分。

     编剧过士行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当过文艺记者，对市民阶层生活种种方面有细微体察，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写出了《鱼人》，《鸟人》，《棋人》这《闲人三部曲》，后来又有戏谑之作分别把厕所和火葬场搬上舞台。过士行认为除了反映具体问题的纪实戏剧，创作与记忆不大有直接关联，并援引了卡夫卡的作为自己风格的佐证，亦即，“正确”不是文学戏剧所追求的。他的作品正是在现实与夸张之间恰到好处。
     过士行也提到若要讨论“集体记忆”，首先应该先讨论在中国“集体”如何形成——这个词在中文有“群体”的意义。那么至少现在的青年、中年以及之上的几代人都经历过所谓“集体”概念的教育，从幼儿园到学校到工作单位，个体都要服从“集体”的利益，要为这个“集体”增光添彩。从经济组织上讲，（计划经济时代）集体限制个人，而这个集体似乎从来不承担责任——比如文化大革命，是“集体”执行的，最后责任推到“四人帮”上。因此他表示，在中国只能谈“集体不记忆”。

     过士行对社会现状固然充满无奈与嘲讽，另一位作家多多则更对社会现象嗤之以鼻。多多自70年代开始写诗，80年代末起旅居荷兰，直到2004年回到中国，在海南大学文学院任教授。戏剧，据他本人戏称，是偶然机缘。他参加本次活动的剧作《天空深处》展示了发生在飞机客舱内——时间和空间高度错乱和压抑的地方——一群人荒诞的所为。
     多多明确表示对现实社会迅速作出反应和干预是新闻媒体而非自己的责任，戏剧、文学和诗歌从来是把社会和人无法解决的问题作为出发点，不求起到宣传效果，不求引致改革，否则“艺术将被牺牲”。多多也继续分析道，文学和戏剧也有一种揭露的作用，这时便不仅仅是作家说明个人的想法与取向，而或许涉及到集体记忆的深层了。多多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强调作为“非表层”揭露社会甚至生命问题的手段，诗歌与文学无不回归到其最重要的部分——语言。他桀骜的抛出以下论点：语言本身具有记忆的功能。（请看他84年写下的：要是语言的制作来自厨房/内心就是卧室。他们说/内心要是卧室/妄想，就是卧室的主人/……不会做梦的脑子/只是一块时间的荒地/……）
     多多的发言最简短，甚至是简短得戏剧性。其实我们若熟悉他的诗，会久久徜徉其中。仅举一例：
     有一些夜晚开始而没有结束／一些河流闪耀而不能看清它们的颜色／有一些时间在强烈地反对黑夜／有一些时间，在黑夜才到来

     台湾戏剧导演赖声川也籍由集体记忆的反面表现“集体遗忘”谈起，他认为中国人在现代和当代历史中经历的太多，以致很多集体记忆受到冲击，而被遗忘。我们一直在遗忘，但是我们可以被唤醒。这些遗忘和转变反映一个时代的价值观念的改变，而新的事物是否优于原有的，只能由历史来判断。戏剧工作者正是在过去时代的价值被遗忘的当下，提醒我们要知道自己是谁。
     赖声川也提到了大众媒体，是为社会的日益信息化堪忧。台湾有七八个电视新闻台，还有一两个模仿新闻台的讽刺评论台，无论发生多么重大的事都很快被稀释，被平化。因为这些信息都是平等的。当人生中一切都这么方便可获得时，我们应该记住什么呢？
     赖声川的戏剧有不少笼罩在记忆和回忆的光晕中。轰动亚洲的《暗恋桃花源》（1986年首演，巡演至今）借阴错阳差同台排练的两出戏，编织出古今悲喜交合的故事，其中一位角色总在企图抓住回忆，时代一直在变而他不变，另一个角色进入一个时间停止的地方，他已经没有记忆了。长达七、八小时的跨越时空史诗剧《如梦之梦》（2002年）的主角要到前世才能找到对此世的解释。《水中之书》（2009年）的一位主角则遇到一个小女孩，竟是自己不认识的母亲的童年。
     这是中国人的时空概念，不同与西方观念中的“历史轮流转”或“平行宇宙”，已经把前世今生置于时间空间的某种超维度上。对此，外表平易近人，波澜不惊的赖声川也语出惊人：对于我，记忆，梦，现实，都是平等的，因为都是人的经验——从佛教的角度来讲，所以有同样的重要性。
     赖声川把记忆、梦和现实视为平等的，也说明了记忆有假有错，历史同样如此，梦没有真假之辨却经常无法解读，现实更有如梦似幻无法读懂的时刻。现代音乐大师John Cage在台湾演讲时念了一首诗，开篇便是“My memory of what happened is not what happened”，给当时为他做翻译的赖声川留下很深印象——回忆起来的事情已经不是发生的事情，这凸显了现实的梦幻性。记忆的被改造和记忆的自愿被自己改造，是现代剧场经常探讨的问题，也是赖声川剧场的母题之一。
     讨论至此，中德戏剧工作者从不同方面回应了“集体记忆”，未必面面俱到，但皆来自于切身体验，令人感动。唯一未决的是，共同探讨“精神创伤”时隐隐提到了它存在于集体潜意识，甚至存在于一个文化所继承的神话里，这些神话是什么，我们是否在不由自主的回归其中，或者可以从中学习什么？……这足以让人期待下一场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