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记忆

     到处都在纪念柏林墙倒事件：这一20年前先于两德统一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在2009年得到了如此多的重现和商业化，让人几乎难以置身事外。在马拉松般的广泛纪念活动中，戏剧界也勇敢地尝试着加入奔跑的行列。然而，和过去几年中在公共讨论中出现的“转型”主题一样，对原东德及被视为“东德被西德接管”的两德统一的反思在戏剧舞台上也显得克制和是为了完成责任。舞台上出现的多半是日常生活的故事或者是表现在一个狭小的私人世界中的生活感受，而不是围绕重要政治人物或者历史人物展开情节。
      德国第一场和平的、不流血的革命迄今为止都没有像“68运动”或者“德意志之秋”那样被建构成传说或者神话。也可能是左派们过于失望，他们无法接受资本主义似乎理所当然地胜利了。而政治保守的阵营又太过自鸣得意，他们认为这样的胜利仅仅只是时间问题。但不管怎么样，重新统一后的民族如何一起重新发现革命的功绩，特别是东德部分的功绩，并且将其作为戏剧的主题，这也是一个时间问题。

      秘密警察和东德——仅仅只是“票房大忌”？
      当然在90年代就已经有了“转型戏剧”。除了像克里斯多夫•海因（Christoph Hein）和福尔克•布劳恩（Volker Braun）等原东德作家之外，“西德佬”作家如赫尔伯特•阿亨特布什（Herbert Achternbusch）、弗兰茨•夏福尔•克略茨（Franz Xaver Kroetz ）或莱纳尔德•葛茨（Rainald Goetz）也都致力于这方面的创作。比尔吉特•哈斯（Birgit Haas）在她的研究著作《转型期的戏剧——转型戏剧》中称，这些剧作“大部分不受关注。”不过也有例外，克劳斯•玻尔（Klaus Pohl）的告密故事《空手拳——比利回来了》（1991年）和海讷•米勒（Heiner Müller）的最后一个剧本，历史情景组合《日耳曼尼亚3号在死人身边的鬼魂》就不在此列：这些作品时常被重演或者已经小有名气。而托马斯•布鲁西（Thomas Brussig）的《与我们一样的英雄》在1996年还引起轰动，但这不是剧本，而是彼特•德勒（Peter Dehler）把一部描写爱恶作剧的人的小说搬上了德国柏林剧院的舞台，讲述的是一个自称自己是促成柏林墙倒塌的男人的故事。
      随着世纪之交，关于东西德话题的戏剧创作似乎停滞了。是因为这些剧作或被理解视为对东德的怀旧，或被理解为对那些与体系妥协的人的集体清算吗？还是因为东德和秘密警察仍被视为“票房大忌”？托马斯•布鲁西（Thomas Brussig）在当年的《今日戏剧》中至少是这样描述了1996年他的小说被搬上舞台时的情况。在同一本《今日戏剧》的特刊中，柏林黑贝尔剧院的团长马提亚斯•列林斯塔（Matthias Lilienthal）说：“从我们的地理视角出发，例如移民主题的创作会制造多得多的刺激。”

      激活较近的文化记忆
      如果缺少相关的剧本，导演又如何做无米之炊？福尔克•略施（Volker Lösch）在这种情况下对经典剧目进行了新创。他在德累斯顿用《奥瑞斯提亚》（2003年）、《织工》（2004年）和《沃伊采克》（2007年）组建了三部曲，这三部剧作加入了“市民合唱”，反映了这座城市的社会状况。《沃伊采克》尤其指向了原东德的过去，该剧的排演探寻的是右翼极端分子在原东德地区会得到如此积极的响应的原因。（当时，极右党国家民主党以9.2%的选票进入了萨克森的州议会，自2009年大选以来只剩下了5.6%。）之前他们询问了超过500名剧院观众与外国人接触的经历和他们对社会问题的观点，为的是了解中层市民的大体情绪。他们的回答有的非常适于为极右思想提供温床，有的则怀念东德美好的旧日时光，那时的人理所当然都是反法西斯的。这一切都成为了业余合唱队的文本基础。


     虽然导演略施表现得有点过于简化、但清楚无疑的是：“老人们”哀叹着怀念更好的（东德）时光，萎靡自安于退休状态。“年轻人”没有工作，看不到前景，寻觅着价值、目标和敌对者。他们父母的国家失败了，而在现在的联邦德国他们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所以像沃伊采克这样的一个失败者就受着新纳粹的折磨，而他的玛丽却爱上了一个新纳粹头目。这一剧作的解释尝试也许肤浅，但是它激活了较近的文化记忆，而且也通过它与经典剧目《沃伊采克》的联系将原东德的过去提升为重要的舞台主题。
      略施在2009年2月对《德累斯顿伤口》的调查则没有如此成功。为纪念1945年这座巴洛克之城遭受的导弹轰炸，他导演了一场刺耳炫目的历史歌舞剧。这个作品大致表现出了德累斯顿毁灭的方方面面——包括纳粹伪造的死亡数据——是如何被利用于其宣传目的的，但是它没有能精确展示原东德时代是如何影响这座城市的自我意识的，滋养这种自我意识的是一种模糊的牺牲神话和一种传奇式的乡土情结。

      歌舞剧和小说改编
      这样一种歌舞剧式的拼接目前看来是更具吸引力的形式，因为纪实戏剧已经让人习以为常，难有新意了。而戏剧匮乏之处，就必须以小说改编来填补：最近，德累斯顿国家剧团上演了英戈•舒尔策（Ingo Schulze）的转型时期故事《亚当和夏维林》（2008年）。而柏林的高尔基剧院则在年初上演了维尔纳•布罗伊宁（Werner Bräunig）写于1966年的矿山小说《游乐场》。也许还要在几年后，“1989年”、那之前发生的历史，尤其是它的后果在德国人的文化记忆中才会凭借更多的距离而获得更为清晰的勾画、更为准确的定位。那时戏剧也才会更轻松地处理这个主题——而且在其中会发现更多的摩擦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