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记忆

德国当代戏剧:碎片化的过去

《小心,要开枪了》剧照,摄影:David Graeter
《小心,要开枪了!》剧照,摄影:David Graeter

      德国戏剧中的记忆文化并非导演和剧作者新近才有的追求。比如直至今日都被视为德国最重要的剧作家弗里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他的大部分作品就是建立在历史材料的基础上的。这并不出人意料,《玛利亚•斯图亚特》、《唐•卡洛斯》和《华伦斯坦》的作者本身就是历史学家。而作为历史学家,他意识到戏剧不仅仅具有道德意义和审美意义,正如他1784年在曼海姆的演讲《论剧院作为一种道德的机关》中所表述的,戏剧也具有社会政治功能。

席勒(Friedrich Schiller),版权:Bundesbildstelle
席勒(Friedrich Schiller)
版权:Bundesbildstelle

      “在此我无法忽视一个既存的好舞台对民族精神所具有的巨大影响”,演讲中如是说。而在这个时候,德国还没有成为民族,民族神话尚且没有形成。因此,席勒以历史材料来反映他那个时代的重大问题,剧情在哪里发生则无关紧要。然而随着这个民族的成型,伴着这个民族所共同经历的、某些时候灾难深重的历史更迭,戏剧中对一种记忆文化的需求和意愿也日渐增长。最为明显的大概要算20世纪60年代盛行的纳粹主义主题了。戏剧以多种方式触及了该主题,其中之一是一种记录的工作方式,例如洛尔夫•霍和福特(Rolf Hochhuth)的《代表》(1963年)或者皮特•魏斯(Peter Weiss)的《调查》(1965年)。

     历史成为虚构
     大约自90年代末期开始,戏剧人重新开始日益频繁地使用记录方式,以便追踪神话与传说的建构过程。“红军旅[注:德国极左恐怖组织]自己所推行的神话建构、对该神话的工具化和常年对此的禁忌同时使得1977年的历史在今天显得像是不真实的虚构。”斯图加特戏剧院的首席戏剧顾问约尔根•布霍(Jörg Bochow)在该剧院于2007年秋天举行《终点站施塔姆海姆》活动周时有过如此描述。在分别时隔40年和30年之后,该剧院重新发掘了彼此相连的“1968年”和“德意志之秋”(1977年)神话。毕竟斯图加特戏剧院就离当年戒备森严的红军旅恐怖主义分子的施塔姆海姆监狱大楼不远。毕竟当时的剧院经理克劳斯•裴曼(Claus Peymann)曾经在剧院内部挂了一个呼吁为红军旅恐怖主义者治牙的捐款广告,从此他就一直被看做红军旅的同情者。

罗尔夫•奥托出演的 《裴曼遭咒骂》剧照,摄影:David Graeter
罗尔夫•奥托出演的 《裴曼遭咒骂》
剧照,摄影:David Graeter
      当2007年《终点站施塔姆海姆》活动周以朗诵、客座演出和独立作品等形式登上舞台时,对克里斯蒂安•克拉尔(Chrisitan Klar,红军旅的成员,在过了26年的牢狱生活之后于2008年12月被释放)的赦免正掀起一场激烈的争辩。戏剧因此以其主题击中了时代的敏感话题。比如艺术小组“里米尼记录”就将他们的情景朗诵命名为《裴曼遭咒骂》,其中涉及1977年裴曼收到的抗议信。正如“里米尼记录”一贯的做法,朗诵者是“日常生活中的专家”,包括施塔姆海姆体操俱乐部成员。汉斯-维尔纳•克略辛尔(Hans-Werner Kroesinger)则以《小心,要开枪了!》为题,再次处理了施塔姆海姆审判的录音带。嘲讽与讥刺的歌舞剧也占有一席之地,这就是哈拉尔德•施密特(Harald Schmidt)的《猫王活着。施密特能够证明。》据说施密特在1977年作为戏剧学生曾经去过13次戏剧院的猫王演唱会。现在他与演唱的戏剧演员一起制造了演唱会与当时的主导话题红军旅的联系,甚至对“里米尼记录”中艺术同行的美学观进行了嘲讽。这三周的活动清楚地展示了戏剧也许是最重要的功能:它能将已成为虚构的历史——也从自我批判角度出发——分解成各个组成部分,从中识别出现实来。

     从过去解脱出来
     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Elfriede Jelinek)的剧本《乌尔里克•玛利亚•斯图亚特》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这个剧本于2006年10月在汉堡的塔利亚剧院由尼克劳斯•施特曼(Nicolas Stemann)首次搬上舞台,2007年3月由约斯•维勒(Jossi Wieler)执导在慕尼黑室内剧院中上演。耶利内克的剧本远远超出了记录性,她将席勒的《玛利亚•斯图亚特》中的两个女王及其围绕政治图谋、权力和男人的斗争投射到了恐怖主义者顾德伦•恩斯林(Gudrun Ensslin)和乌尔里克•麦茵霍夫(Ulrike Meinhof)身上。耶利内克展示的是一个试图从过去解脱出来,宽慰自己不为稳定感和乌托邦的丧失而担忧的社会。施特曼以此为基础制造了一场刺目而毫无幻想的演出,水袋的抛掷和颜料的涂鸦将这个主题残余的一点慷慨激昂都剥夺了。维勒则导演了一场市民家庭的心理闹剧——红军旅的同情者和批判者作为祖辈和孙辈,对于后者来说,父母那一代的极左分子毫无疑问成为了敌对形象。此外这些人物还体现了“哪怕只是半客观的历史记载也是不可能的”,该剧本首演时正担任塔利亚剧院的首席剧院顾问的索尼娅•安德尔斯(Sonja Anders)如此评说耶利内克的这个剧本。
     那么这些戏剧中的记忆有何价值呢?至少让人认识到,现实只能以不完整的方式得以重建;并且让人意识到,神话是如何形成又如何瓦解的。戏剧也由此再次确定了其自身的可能性和其进行启蒙的可能性。
文:克里斯蒂娜•迪勒(Christine Diller)
记者,慕尼黑
译文:李双志
2009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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