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记忆

      一个社会该如何记录和记忆灾害，并不只是历史学家应该关心的问题。它和我们每个人都密切相关。因为灾害随时可能发生在任何地方。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说是“未来的受灾者”。记取过去的经验和教训，可以帮助我们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灾害。而且，就像通过震裂的房屋，我们可以看到建筑物的内部结构一样，透过灾害的记录和记忆，我们可以看到平时看不到的社会的内部构造。
     说到地震记录，我们不妨从唐山地震谈起。在那个时代，灾害记录是和政治紧密相连的事情。在唐山地震发生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的消息标题为：《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这则消息没有介绍这场灾难造成的破坏程度、伤亡人数、影响范围，只有概括性的陈述：“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并波及到天津市、北京市，使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很大损失，尤其是唐山市遭到的破坏和损失极其严重。”报道的重点放在人与灾难作斗争上。受灾的状况，直到3年之后的中国地震学会成立大会上才首次披露。会议闭幕第二天（1979年11月23日）的《人民日报》，才刊登了来自此次会议的新闻《唐山地震死亡24万多人》。
     根据军方记者钱钢的介绍，当时对地震的介绍，绝少提及灾害的损失，震区各级干部向记者介绍情况时，通常使用的语言有：“一次地震就是一次共产主义教育！”“我们以大批判开路，狠批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物质基础论，促进了抗震救灾”，“感谢毛主席，感谢解放军，让咱们唐山人民吃上了‘友谊米’，喝上了‘感情水’，穿上了‘风格衣’”。
     此后的将近10年，几乎没有任何关于唐山地震的报道。到了1985年前后，媒体才开始刊载有关地震的文字。1986年7月，唐山市委主办《唐山劳动日报》开始登载有关地震的回忆录、文学作品和纪念活动的消息。1996年7月，该报开展“我看震后20年新唐山”征文，刊载了一些回忆文章。其中还有某小学开展“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的活动，发动小学生向自己的父母了解震灾的体验，在课堂上讲述。在这之后的逢五逢十的日子，都有类似的报道、纪念文章。这些个人的体验虽然在细节上有所不同，但是其话语方式、行文结构以及表达的主旨有共同的特征。下面试举几例。
     例一，“地动山摇，花子扔瓢”，我在孩提时，每逢地震，奶奶就叨咕这句不知起于何时的俚语。……1976年7月28日，世所罕见的地震把唐山夷为平地。奶奶有幸早“走”了两年，没有赶上这场浩劫。我想，如 果奶奶在世，她也绝不会再唠叨那句陈词的。因为非但“花子扔瓢”早已成为历史，奶奶随着社会的进步，她的“信天命、畏鬼神”的思想也早已被信共产党所代替 了。……夜幕降临了，沉浸在乔迁之喜的唐山人民，有时也会发出思念震亡亲人忧伤的梦呓，但我相信，更多的还是对新生活的憧憬和对共产党的称颂。(1986 年)
     例二，董瀚莲同学的妈妈是解放军从废墟中救出来的，为了清墟，有的战士指甲被掀掉了，晚上下起雨，解放军把受伤的妈妈抬进了部队的帐篷，妈妈常对瀚莲说:“要牢记解放军的恩情。”(1996年)
     例三，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我11周岁，父母在地 震中震亡，残酷的震灾在心头留下了极深的创伤，面对满目疮痍、残垣断壁，对生活失去了信心和勇气，但是，党中央、国务院迅速派来了解放军、医疗队，全国人 民送来了大批救灾物资，使唐山市很快在震后恢复了生产和基本生活，使我幼小的心灵中对党和政府充满了感激之情，同时深深感受到了共产党的伟大和崇 高。(2001年)

     不难看出，这些叙述都不约而同地遵守一个共同的话语规则。上述的例子可以析出一个模式，即灾害发生——获救——感恩。一部分经过选择的个人记忆进入公共话语，成了公共记忆的一部分。而这些公共记忆的形成反过来又为后来的个人记忆创造了一个模式。从上面列举的跨越了二十多年的三则体验，不难看出后者对前者制定的话语模式的模仿和遵从。
     这些记录，当然是那个时代真实的写照。通过这些，我们可以了解到过去的年代中国社会的泛政治化的灾害文化特征。但是，它的缺陷也是很明显的。由于报道和叙述的重点不是“灾害”，而是“救灾”，我们很难通过这些记录，得到有关地震发生时的受害状况，也无法全方位地了解人们对地震反应的信息。因而也就无法总结经验教训供后人借鉴。
     举一个眼前的例子。汶川地震后，笔者到位于汉旺的东方汽轮机厂调查，一位副厂长说，当时有很多人救出来了，可是医疗跟不上，就放在外面排队等着，他的一个部下因为失血过多，快要神志不清的时候，看到一个认识的大夫从身边经过，他使尽最后的气力叫住那个医生，才得到及时救治。很多没有这样好运气的伤者，就死在担架上。还有很多救援者缺少相应的设备和知识，盲目冲进灾区，结果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这些混乱的状况，在唐山地震时就已经出现，但是没有得到认真的总结。悲剧又一次发生了。
     汶川大地震后，“灾害不是新闻，救灾才是新闻”的观念被彻底改变。媒体全方位的及时报道，使全世界都在第一时间了解到灾区的情况，对抗震救灾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和唐山地震时代不同，有关汶川地震的报道，充满了感人的故事和令人心碎的记录。文体则多是充满感伤与激情的灾害报道文体。这种文体对于打动读者的心灵，唤起同情，扩大支援的规模，是非常有效的手段。但是，这种文章的寿命通常是不长的。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感伤和激情肯定会慢慢弱化以致消散。2008年夏天的成都，书店里用专柜出售大量关于汶川地震和抗震救灾的书籍杂志。但是，时隔一年的现在，恐怕很少再有人去购买和阅读这些书了。

     为了忘却的记忆
     2008年8月，在书店震灾书籍专柜上，笔者发现了两本和汶川无关却和地震有关的书，一本叫《唐山大地震亲历记》，和汶川地震书籍的“感动、震撼”的基调相比，它的笔触则显得冷静、平淡。唐山、天津、北京的61位地震亲历者讲述了自己受灾、获救的经过和自己后来的生活经历。淡淡的哀愁、深沉的思考是贯穿全书的脉络，救灾和感恩不再是地震记忆的惟一视角，人们开始思考地震发生后我们社会的各种反应和背后的政治、文化的原因，地震对个人人生的影响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等深层次问题。地震过后30年，这些深藏在人们心中的民间记忆被重新挖掘出来，足以表明我们的社会需要把这些记忆保存下来，留给自己和后代。
     另一本是钱钢的《唐山大地震》，这本书可以说是惟一能称得上全方位记录唐山大地震的作品。它的魅力是每一个读过它的人都可以感受到的。该书1986年出版以来，1996年推出修订版，2005年又出版了30周年纪念版，足以说明这本书的价值。钱钢把大量个人的体验和科学的统计结合起来，像法官通过各种证据再现案件、历史学家根据大量史料重构过去一样，把唐山地震的全貌展现了出来。作者没有把唐山大地震仅仅作为一个特殊的突发事件来处理，而是把地震作为人类生活文化的一部分，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层面来讨论当时的唐山和中国。它不但有铭记死亡、传达地震的恐怖为今后的防灾减灾提供借鉴的作用，而且会促进有关地震的社会记忆的积累，提高整个社会传承的持续性，防止灾害记忆的风化和消失。
     我们期待像《唐山大地震》那样的有关汶川地震的真正记录早日出现，惟有如此，“不要忘记过去”才不会成为一句空话，汶川地震才会成为我们社会的共同记忆。 2009年4月20日，北川羌族自治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冯翔于凌晨两点左右，在家中自缢身亡。据说，这是汶川地震后自杀的第三位干部。
     地震过去了，但是它还在杀人。
     从唐山到汶川，这段历史见证了中国社会的变迁，我们需要记录这段历史，把千百万个人的体验、经历记录下来，并转换成我们民族的记忆。这是我们对后代的使命，也和我们的命运息息相关。因为“灾害并不是在我们忘记它的时候发生，而是因为我们忘记了它而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