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记忆

     21世纪初的德语文学使在受全球化、文化战争和新媒体影响的时代中严重退化的一个题目重新焕发生机：那就是家庭这个题目。最晚从2002年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的作品《蟹行》开始，跨代际记忆文学的潮流不绝如缕。尤其具有代表意义的是，刚刚颁发了四次的德国图书奖中有三次都是由家庭小说获得的：2005年阿尔诺•盖格尔（Arno Geiger）的《我们过的很好》，2007年尤利娅•弗兰克（Julia Franck）的《正午女人》以及 2008年乌韦•特尔坎普（Uwe Tellkamp）的《塔》。这一复兴第一眼看上去令人难以置信，但作品中与纳粹时期有关的复杂现象却为人熟知，这些现象在小说中对家庭的变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德国新家庭小说——我们姑且可以如此称呼这一新题材——主要涉及纳粹时期对施害者和受害者双方家庭生活的持续影响，尤其关注代际之间是如何对大屠杀、战争和驱逐等问题进行交流的。目前的家庭回忆文学呈现出三种倾向：一、“68一代”的自我历史化，倾向于和解，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倾向于控诉。二、1945年至1965年之间出生的作家群对纳粹时期的跨代际持续影响进行反思。三、1965后出生的作家对待自己的家庭历史在留存和告别之间摇摆不定。

     自我历史化
     “68一代”的一些成员在其作品中把对家庭纳粹历史的关注作为出发点，来聚焦自己在学生运动之中扮演的角色，这些作品可以被称之为父亲文学的延续和变形。和父亲文学相反的是，占有中心位置的不再是控诉，而是移情和理解。比如2003年出版的乌拉•哈恩（Ulla Hahn，出生于1946年）的长篇小说《模糊的图像》里的女主人公卡嘉•维尔德，在追究她年迈多病的父亲的纳粹历史时就自问：“为什么她在她的学生时代不刨根问底呢？而且之后再也没有这样做过？她保持了沉默。就像父亲一样。那其他人呢？那些提问过的人呢？他们的质问是不是太毫不留情、太充满成见？他们是不是没有给自己的父亲说话的机会？他们是不是为了尽快地保障自己的无罪，而把整个一代人都毫无分别地打成罪犯、随大流者和旁观者，好摆脱跟他们的干系？把父亲们视为有罪，把自己视为认真。有的人甚至把自己也看成受害者，受罪犯父亲的害。”

     1940年出生的乌韦•蒂姆（Uwe Timm）的作品《以我的兄弟为例》（2003年出版）中，有自传色彩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对自我的批评少了一些，但同样对68学生运动的历史化感兴趣。虽然作品的主要内容围绕着1943年以19岁之龄就去世的兄弟参加党卫军的经历，但同时也把父辈随着战争的结束而丧失权威作为学生运动可能的出发点：“一夜之间，大人们，成年人们变小了。这一经历是我和同辈的许多人共同拥有的。这种经历和学生造反的反权威运动之间很可能存在联系，因为学生造反是针对父辈的。”

     同样在2003年出版的斯特凡•瓦克维茨（Stephan Wackwitz，生于1952年）的家庭小说《看不见的国度》中，自称为“68后”的第一人称叙述者也采用了相似的方式进行自我经历的历史书写。他祖父对大屠杀的沉默以及罹患的“德意志民族主义残疾症”对叙述者产生了致命的影响。通过回顾，他解释了他对70年代极左运动的好感，他“和另一种极权主义的眉来眼去”。
     在当前的“68一代”以及“68后”的家庭记忆文学中出现了一种理解与和解的姿态，可以说是一种代际之间并肩结盟的倾向，算是对在过去的学生运动中过急、过激地提出的指责作出补偿。家庭代际之间的交流在六、七十年代由于强烈的划清界限的愿望根本没有进行，即使进行了也是针锋相对、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现在在“68一代”的自我历史化的框架中以文字的形式被追补回来。

     跨代际的持续影响
     关于纳粹时期，不管是从施害者还是受害者的角度都要回答以下这个问题：几代人之间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是通过承担罪责的还是回忆。1945年以后出生的一代人努力想要更详细地了解自己的家庭历史，他们这么做的出发点往往源于他们的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觉得自己不明不白地就成了跨代际机制中的一部分。
     1963年出生的吉拉•卢斯蒂格尔（Gila Lustiger）在她的自传性家庭小说《这就是我们》中塑造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就试图使自己摆脱“回忆毒素”，使自己从自己的“家庭历史中解脱出来，这些东西，我觉得，不应该跟我有什么干系”。在学校里她常常被老师介绍为是一个奥斯威辛幸存者的女儿，而她自己却想“和我的德国女同学们一样”，并坚持不要把“我的个性和本质”仅仅解释为是“我的家庭和欧洲犹太人的受难史所致”。这部作品描述了受害者不能摆脱的过去的阴影：“我们这些后辈，总被一种恐惧感追逐，总害怕我们可能会证明自己无能，如果我们表明我们的担心和愿望，会被看作哭哭啼啼的胆小鬼。也就是说，每个后辈都认为，他必须要继承那些被拯救的和被谋杀的人的遗志。”

     2002年出版的尤迪特•库卡特（Judith Kuckart，生于1959年）的长篇小说《蕾娜的爱情》也是关于奥斯威辛灭绝事件的持续影响。小说围绕女主人公的自我理解而展开。她是施害者一代的孙辈，爱的无能，以及——至少是间接地——大屠杀以跨代际流传的形式给她的生活打上烙印。“所有的故事总是不知怎么地联系在一起”，文本里常常写到：蕾娜的母亲回绝了她真正的爱情，因为她的情人是一个集中营看守的孩子，面对他在奥斯威辛遭受的梦魇般经历，她感到束手无策。她一生中都在拒绝拥有真正的爱情，并决断地隐瞒梦魇般的历史经验在家庭历史中产生的影响。直到蕾娜揭开了这个家庭秘密，女主人公才明白，为什么她在爱情关系中一直都只有毁坏性的表现。

     觉醒与撕裂
     如果人们相信奥地利作家阿诺尔德•盖格尔（Arno Geiger，生于1968年）于200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我们过的很好》中的主人公菲力普•埃拉赫的话，那么随着21世纪的开始，一个时代，即战后社会的世界结束了。埃拉赫的特点是“对家庭毫不在意”，不仅想把他祖父母的老别墅清理干净，而且最好同时把他全部的家庭历史也扔掉。“他把他祖母留给他的东西大堆大堆地扔掉”，并告诉自己：“你记住，传家宝是那些不能忍受死亡和被遗忘的人发明的传统。”和家庭的过去告别在这里和寻找一个新的开始联系在一起。

     燕妮•埃彭贝克（Jenny Erpenbeck）生于1967年，她200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从天而降》的基本局面虽与上文相似，态度却完全不同。 故事的出发点是一个柏林建筑师于1936年在沙米策尔湖边建造的房子，战后成了埃彭贝克祖父母的财产。十二个围绕这幢房子的故事讲述了20世纪的灾难，战争、逃亡和驱逐，但也有故乡的乌托邦，构成了一幅由三个家庭、五代人组成的全景画面。最终房子被拆掉了，孙女不知道她应该如何解释“为什么当有迹象表明，她不会在这座房子里终老时，从那一刻起，过去的时光就在她的身后疯狂生长起来，为什么她的十分美好的童年，在她早已成人的时候，姗姗而来且一发不可收拾，成了一座很美丽的监狱，要把她终生囚禁其中。”埃彭贝克的小说对记忆文学的方法具有象征意义：尽管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地点越来越多地消失，但只要把与它们相关的人和事件保存在一个记忆叙述之中，它们（他们）就不会消失。

     时代见证人的辞世
     当下家庭文学的繁荣大概很大程度上也归因于一个不可避免的自然事实，即随着纳粹时代见证人的辞世，曾经在五十多年时间里对德国的记忆文化起着决定性作用的经验记忆也将随之消解。目前，很多作家捡拾起和自己家庭先辈有关的自传性经验。当可靠的时代见证渐趋尾声的时候，当代文学挺身而出，抗议大屠杀在德国的家庭记忆中迄今一直没有固定的位置。
     按照约格•泽姆普伦（Jorge Semprun）的观点，在未来对纳粹历史的反思中，作家仍将扮演决定性的角色：“如果没有年青的后辈作家捡起这个题材的话，对种族灭绝和抵抗运动的记忆将会消失。不久，幸存的时代见证人就会消失。当然我们有受害者的证明和档案馆里的记录。历史学家还会继续书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但只有诗人可以让记忆常新。”



第一篇：父亲文学: 联邦德国的子女在1980年前后如何与他们的父亲进行清算

第二篇：后加追补的哀悼工作: 1989年后东德文学如何回忆梦魇般的家庭故事

前言：纳粹主义对德语家庭文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