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记忆

     随着1989/90年的历史转折，东德作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需求，即把迄今为止被忽视的家庭故事以苦难经历的形式表达出来，这些苦难经历至今还在影响人们，因为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既没有发生可以与西德的68年学生运动相比的运动，又没有类似父亲文学的作品来帮助作家克服历史遗留的消极面。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它的文学化在前东德曾是一个很棘手的话题，因为按照这个国家对历史的理解，前东德把自己视为从“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势力”转向了“热爱和平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也就是说让自己脱离了充满罪责的军国主义过去，而让西德人单独背负这个包袱。从阿尔弗雷德•库雷拉（Alfred Kurella）1957年抛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两个世界的大战”（即帝国主义对抗社会主义）的论点出发，前东德的作家肩负的任务就是，把战争文学理解为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一部分，并把创作集中在描写曾经身陷法西斯主义的人是如何变成坚定的社会主义者的。直到柏林墙倒塌，前东德文学中的抵抗话题一直占主导地位，并且由于对逃亡、驱逐和梦魇般战争记忆的禁忌，家庭心灵创伤的后果以及与此相关的哀悼工作都没有得到充分的表达。一直到重新统一后时机才成熟，才得以把与战争相关的、在数十年中受到压抑的经验——尤其是以文学的形式——加以追补。

     作家作为记忆工作者
     沃尔夫冈•希尔比希（Wolfgang Hilbig） 1991年发表的短篇小说《老病畜屠宰场》由第一人称叙述者的回忆和反思组成，该叙述者明显带有1941年出生、2007年去世的作者本人的痕迹。文本围绕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及战后早期的童年经历。叙述者在他的家人眼里只是一个“讨人嫌的家伙”和“可怕的灾星”。他一方面感到，“每天晚上都会回忆起曾经在我们街区肆虐的战火”。另一方面他试图解释“被战争毁坏的场所”为什么会对他产生魔法般的吸引力，这些场所中有一个叫“日耳曼尼亚II”的工厂，对少年时代的他有一种特别的诱惑力。他一再试图接近这个工厂，这个工厂制造过肥皂或“洗衣粉的原材料”，同时它也是“昏暗、粘滑，不健康的代名词”，是现代文明象征性的不祥之地。叙述者既因他冷漠的家庭，也因在前东德占统治地位的对灾难性过去的集体压抑而感到难过。最终他找到了一条逃避家庭和社会的道路，从一个沉默的独行者变成了一个文学记忆工作者，尝试着“和死者以及被放逐者一起去思考，和空洞的事物一起，和泥土一起，和岩石和河流一起，和无语无声的动物一起思考”。

     语言作为统治工具
     1956年出生的库尔特•德拉韦特（Kurt Drawert）是德国统一社会党一个干部的儿子，1992年他发表了题为《镜国》的作品，是一组题材上关联松散的散文，重现了第一人称叙述者家庭历史的各个方面。核心是通过男性祖先体现的一个消极的德国形象。自称是抵抗运动者的祖父，被揭露出是一个投机的纳粹分子，第三帝国结束后就在他“棕色的内衣”外套上了“红色的衣服”：“在这个国家，我想，每个人都可以买到无罪的证明，只要他把他的意识托付给意识形态制度，在这个国家，每个人，只要他遵守语言上的约定，几乎可以一夜之间就变成一个抵抗运动者和反纳粹主义者”。德拉韦特不但瓦解了前东德一贯反法西斯主义的神话，还向我们展示了，统一社会党最重要的统治工具之一就是一种统治性的语言，这种语言只包含“幻想概念”，制造“幻想现实”。让叙述者感到绝望的是，他的父亲“虽然是一个开明的、信仰理智的力量的人，但他没有自己的语言”；他“曾经失语，并且重复着整个社会的失语状态”。现在为了一种崭新的语言，应该把与第三帝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和前东德的国家社会主义相联的“父亲世界”、作为“统治秩序、作为语言、作为残破生活”的“父亲世界”彻底抛在脑后了。

     从经历过战争的孩子到社会主义的批判者
     1941年出生的莫妮卡•马龙（Monika Maron）1999年出版了自传体家庭故事《帕维尔的书信》。书中，女叙述者虽然声称：“我是战争中出生的孩子。”但是除了“当警报的嚎叫声响起或当除夕夜烟花声炸响，勾起那遥远的恐惧”，以及少数几个画面以外，她几乎记不起战争的事情。但当她1994年发现了她犹太人出身的祖父从犹太聚居区发出的不为她所知的信件的时候，她开始一方面重构她的来自波兰的祖父母的历史，（祖父母1905年移居德国，1942年祖母死于癌症，祖父被纳粹杀害。）另一方面努力研究她受共产主义影响的母亲的一生。（母亲在结束和孩子生父的恋情之后，嫁给了后来的前东德内政部长卡尔•马龙（Karl Maron），自己任职一家商报的主编。）女儿给自己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自己后来会成为对现存社会主义的激进批判者，为什么恰恰是党的领导干部的孩子们后来引人注目地成为持不同政见者：“原因大概是因为他们父母的道德完美性遭到破坏。几乎没有人会想到，这些孩子的反抗是他们所受教育的结果，因为孩子们拿反法西斯斗争的激情很是当真，而他们的父母却已经开始从抵抗斗士变成权力持有者了。”这部描绘了家庭三代人肖像的作品，让读者通过一些典型的生活历程去理解，为什么在灾难深重的20世纪末，正在为民主社会主义党积极工作的母亲和她的女儿会作为共产主义者和反共主义者针锋相对。

     逃亡者遗产
     1953年出生的赖因哈德•伊尔格（Reinhard Jirgl）于2003年发表的长篇小说《不完整的人》展现了一个苏台德德裔逃亡者家族的历史。这个家庭在战后不久就不得不离开科摩陶，后在阿尔特马克定居下来，他们同时处于三重流亡之中：一是失去了家乡，二是在前东德的小地方不受欢迎并一再被随意当作敌意对象，三是由于被视为落后而受到定居联邦德国的老朋友们的嘲笑。家庭的最后一个苗裔出生于1953年，现在由于癌症晚期躺在柏林博爱医院，用尚需习惯的正字法给他的妻子写下他的人生总结：“这是真的[……]——祖父母会在孙辈身上重现。”孙子的这一领悟来得太晚，如果早有这个认识，不仅会对他的人生产生决定性的改变，还会改变他对他的奶奶和姑奶奶的态度：“实际-上我是在朝自己大喊大叫，朝着内心的=我，内心自！卑的我喊叫……这是我从这些流亡者身上继承的，就像一个精神上的驼背。这就是为什么过去我对她们总是怒气冲冲。-今天，和所有的迟悟者一样，对我来说只剩下遗憾，遗憾对这两个女人从来没有！友好过一点。”通过一个四代人的家庭命运，吉尔格不仅展示了过去还没有终结：“？在多少个世纪之后二十世纪才会终-结，然后？会有什么？什么时候以后。但是：二十世纪，它刚刚又重新开始了……”而且他还提出，在越来越全球化的今天不能把民族的过去仅仅看作是干扰因素。

     分裂的记忆
     前东德结束后，东德作家创作了一系列表现颓废生命的作品，这些人物由于纳粹时期梦魇般记忆的持续作用和统一社会党统治下对历史的粉饰，过着与过去不能和解的痛苦生活。现在借助家庭回忆文学这一媒介，弥补了前东德时期被禁忌的追忆和消化悲伤的工作。看来，东西德之间在对待纳粹时期的态度上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杰弗瑞•赫尔夫（Jeffrey Herf）有关对纳粹过去存在“分裂记忆”的论点在两德统一之后——至少对文学而言—— 仍然没有完全失去它的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