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

     鲁敏的“冬天里的春天”“冬天里的春天”一文，不但没有增添我的乐观情绪，相反却让我在这个真实的春天感到一丝寒意，我给自己提了许多问题，其中最让我困惑的问题是：这场危机真的是像鲁敏所说：感受到金融风暴刺骨寒意的同时，却又拉开了一道温暖的门缝，让各国度的人们借助金融危机来摆脱长久以来存在着的各种隔阂与误解、距离与冷淡吗？
     我的结论是“否定”的。我能理解鲁敏善良的意愿，因为按照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 我们总会在面对危机的时候，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乐观，而且总会用一种辩证的思考，把面前的坏事想成一件好事。去年“五一二大地震”就显现了这点，很多明星和媒体人员以乐观的态度下灾区，他们的做法虽然可以缓解受害人的情绪，但决不能改变这么多人的深度创伤。全国人民对受灾人的关怀固然重要，但却无法消除他们内心的失落感，因为他们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不言而喻，对危机抱有乐观想法的人肯定不是危机的直接受害者，有的时候甚至连间接的受害者都称不上。
     说到这场危机，我们可以先看看国内的情况。无论从金钱层面，还是从心理层面，中国最受危机影响的绝对不是最有钱的人，尽管他们的财产也出现萎缩，但一个拥有一百亿的人失去九十九亿后，尚还是富翁。可失去工作的穷人可就是失去了他们每日的粮食，这些人在中国少则可以以千万为计，刚刚脱贫的他们马上又变成需要政府救济的人群。今年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是大学生的就业。很多大学毕业生都面临找不到工作的遭遇。我的一个熟人的孩子大学毕业后只能去深圳当学徒，一开始只拿三百元，连养活自己的能力都没有，但他还是觉得非常幸运，至少在心理上得到了某些平衡。当然这样的孩子还是少数，大多数生活在大城市的大学生只能继续啃老，并且陷入一种无能为力的境地。再看看中国本来就很薄弱的中产阶层（以白领为主），在房价高涨、工作不保的今天很多人肯定也是人心惶惶。而中国要稳妥安全的发展，没有一个成熟的中产阶层是根本不行的。可见，这场危机给中国也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似乎覆盖了全社会，但最受害的还是本来就很脆弱的阶层。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危机一来媒体的表现。这次中国的媒体似乎比任何时候都要积极，争先恐后地就这个问题大做文章，真有点惟恐天下不乱的架势，似乎这是一场灭顶之灾。一开始几乎所有的人都因始料不及而感到恐慌，特别是眼看奥运的喜气还没退去，满天就布满了乌云。但冷静下来，会发现媒体的运作也许会另有目的。例如，前一段国民关注的主要问题：贫富差距和官场廉洁，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似乎都成为子无虚有的东西，更似乎在金融危机面前，人人“平等”真的实现了。实际上，如果真的是严肃认真地对待这场危机，要真正减低这场危机的破坏性，就必须从这上面两个问题出发，进行利益结构的调整，提高城市化的比例，让更多的穷人参与市场和社会生活。当然要做到这点，没有公务员的努力也是不行的，所以提高公务员的工作水平和道德水平可谓是当务之急。综上所述，空谈危机不应该是媒体的主要任务，更不能用“危机”的可怕阴影来掩盖真正的问题。
     鲁敏在她的文章里表达了她愿意和西方同人真诚交流的美好愿望，并愿意把东方式的减压的思维在这个危机阶段带到德国去。我很能理解这一意愿，因为二十多年前，我也有过类似的想法，我也想把老子的思想介绍给我的德国朋友们。但我的经验是：出发点虽然很美好，但实际上这是一厢情愿的做法。文化交流，这几个字包含的内容实在是太丰富了，但按我的解读，就是只能我谈我的，你谈你的。如果抱着一个能聆听的态度，就很不错了，因为文化是从小给你打上烙印的东西，是一种根深蒂固形成你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东西，让从另一种文化中长大的人接受别的文化，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文化比血缘的影响要大得多，你只要看看那些中国夫妇在德国生和长大的孩子，他们尽管从外表上来看，和我们没有任何两样，但他们的思维和我们就太不一样了，这就是文化造成的。当然我并不反对文化交流，因为这也是我一直在干的事情。只是我对文化交流的期待并不是很高，只是把文化交流看作是一个丰富生活、增长知识的重要手段罢了。而且这么想，这么做的话，就真的会体会文化交流带来的好处，并不会失去信心，
     写此文的目的只是想借个机会，只是想借个机会，谈谈自己对危机的一些看法，而且我深信“无为而治”、“以不变应万变”、“修身养性”等略带玄妙之趣的哲学思维决不能帮助这场危机中受害甚深的那些人，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也许这场危机会使一些执政者和学者理智地对待现有的经济体制，提出新的看法和做法。我不敢肯定危机后的世界是否会成熟些，但敢肯定，这场危机决不会生成出一个让全世界都欢天喜地的嘉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