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

    抗日战争时期，正在求学的她体会到民族的屈辱；抗日战争后，内战的硝烟让她痛恨国民政府的腐败，于是逃避政治，埋首书斋；新中国建立初期，她似乎看见了祖国光辉灿烂的未来，走出书斋积极投身各项活动；20世纪50年代初，怀着对理想的信念和阶级出身的原罪感，她诚心诚意接受思想改造，却逐渐迷失了自我；20世纪50年代末，工作的安排使她逃脱了“反右运动”；文革期间，被赶到农村劳动的她有机会了解现实，开始疑惑与思索；20世纪70年代末，她决定潜心从事学术研究，开放的学术殿堂让她感受到改革开放的热潮，也逐渐回归自我，恢复独立思考。

     今年81岁的她，从没有停止过对心灵自由与思想独立的追求，和对民族前途的忧虑与思考。她就是资深学者，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退休研究员、原所长资中筠先生。

     知识分子为何丧失了自信

     问：上世纪50年代，无数知识分子被“改造”过来了，包括许多大知识分子。到底是被迫的，还是自愿的，或是出于功利的考虑？

     答：从外部讲，当时那种压倒性的大气势没法抗拒；从历史讲，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第一位的追求就是国家富强，共产党诉诸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毛泽东一句 “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几乎打动了所有的人。大家认为，共产党能够救中国，共产党能够使得中国强大起来。在这种前提下，党说我们需要改造，我们就诚心诚意接受改造。因为广大劳动人民是那么苦，是他们养活了我们，让我们享受优越的生活，所以我们都有一种原罪感，而且越来越自卑，只能老老实实的接受改造。

     但总是给你一个希望，好好改造，没准有一天就去除那个阶级烙印了。另外，历史上知识分子有私产，在封建社会不想从政可以退隐。到上世纪50年代，所有的私产都没有了，没有任何退路了，此时退隐完全没有了可能。如果被认为在政治上是有问题的，家庭、朋友都将以阶级划线，没人理了。所以，人人紧跟潮流。有一句话非常打动我，就是毛泽东讲的不要做“向隅而泣的可怜虫”。如果不跟上潮流的话，将被历史所抛弃。一般老百姓大概不特别在乎，可是知识分子特别在乎。于是，慢慢就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不断追赶潮流，试图经过改造进行自我救赎；每一次运动都觉得自己跟不上，认为一定是我错了，于是在自责中更追求积极的潮流……我自己当年是 “无知青年”，一直追赶到“文化大革命”。

     知识分子怎么就变成这样？在封建皇朝的时候，顶撞皇帝是要杀头的，甚至要灭族的，但是那时还有人敢于据理力争，面折廷争，为什么到了上世纪5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完全犬儒化，丧失了人格，没有了这种骨气和气节呢？由自己的经历，我悟出一个道理来。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过去两千年皇朝时代，虽然是定思想于一尊，独尊儒家，但是，什么是符合孔孟之道的？谁来继承儒家之道？谁来解释儒家？这个权不在皇帝，而是在一些儒生身上，这就是道统。

     问：这就是说，虽然皇帝有生杀予夺之权，但是儒生有道统的解释权和传承权？

     答：皇权是法统，儒家之道是道统，二者是分开的。在一定程度上，它们是各自独立的。所以儒生就有一份自信，他可以告诉皇帝，哪些事情做的是符合孔孟之道的，哪些是不符合的。所以儒生自认为可以做 “帝王师”，可以教帝王怎么做。如果据理力争，即使被帝王惩罚，但是在“士林”会得到认同、尊重，甚至得到拥戴，杀了头也能流芳百世。君和师没有“合二为一”，没有“唐太宗思想”或者“宋太祖理论”。“士林”会以“道统”判断是非。可是到了解放以后，导师和领袖“合二为一”了，所有的理论都要出自权力中枢，这样一来，就把判断是非的能力给收缴上去了，知识分子也就丧失了自信。一个人如果不是认为自己是正确的话，怎么能够坚持呢？“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要坚守，至少得自信主义是真的。

     自信完全丧失了，因为判断是非的权力没有了，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局面。这不是中国所特有的，是从苏联来的，列宁就是导师，斯大林也是导师。就是说，政治领袖必然是思想导师，所以知识分子就没有自由思想了。没有自由思想，何谈独立精神？这就是哈耶克所说的“思想国有化”，其实那时连审美标准也国有化了。

     问：大张旗鼓地批评胡适运动，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夺取“道统”的话语权吗？

     答：对，导师绝对不允许知识分子有任何的独立思想，或其他的宗师。一切判断都要来自一个脑袋，他说是黑的，就是黑的，他说是白的，就是白的。1958年，当时执政者说中国是“一张白纸”，“一穷二白”。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底蕴，有诸子百家的学说，有无比灿烂的文学艺术，包括古典的、现代的，怎么就变成“一张白纸”了？因为这千年文化的载体——知识精英——都被改造了、清洗了，精神上变成一张白纸，更不用说大批的文盲和半文盲了。在这张“白纸”上，是可以任凭一个人狂书乱画，踌躇满志的。

继续：
资中筠访谈：要重建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担当（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