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

     德国知识分子活得不容易——不仅仅是在许多人认为知识分子已经过时的今天。其实，德国的知识分子的日子一直就不好过。他们处在进退两难的境地，朋友不多，对手不少。这种情况起始于知识分子这一类型开始形成的启蒙运动时期，然后在德国努力抵制小国割据的19世纪得到持续，并一直延续到皇帝时代。魏玛共和国时期似乎突然成为知识分子的黄金时期，但这随后被纳粹主义残暴地终止了。战后分裂的德国，冷战精神也决定着东、西德知识分子的理念世界和行为，现在，在21世纪，人们不是思考知识分子在统一后的德国的发展前景，而是在预告知识分子的末日。
     有时候，单单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就是一种荣誉头衔，但更多的时候它是一个骂人的词汇。对知识分子的这种态度是从何而来呢？那些偶尔支持、而更多是反对知识分子的众多檄文应该怎么解释呢？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著名社会学家赫尔穆特•舍尔斯基(Helmut Schelsky)在1975年发表的著作《工作由其他人做》，该书的副标题意思非常明确：“知识分子的阶级斗争和祭司统治”。最近出版的一些书籍，比如《知识分子的黄昏》（1992）、《关于20世纪知识分子的叛变》（1996）、《知识分子的原罪》（2000）或《词句末日——21世纪的知识分子？》（2001），也表明了作者的写作方向，甚至连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也在 2006 年充满疑虑地表示，自己多少也持有这种已广泛蔓延的对知识分子衰亡的抱怨。
     造成这种恰恰在德国占主导地位的立场的原因肯定有许多，也各不相同，其中一个便是知识分子定义的不确定性。现在，评判知识分子、评价其思维与行为，或者只是抱怨知识分子，已经成了一种时尚，但同时这些评判抱怨的人又根本说不清楚知识分子指的是哪些人。此外，几十年来已经发展出了一种不信任，即不信任与政权相矛盾的精神，这种精神被认为是骄气、是傲慢，是一种缺乏实际责任的最激烈的批评态度。一种普遍存在的对知识分子的实际作用的不解占主导地位，这是很容易理解的。这种不解可以是对知识分子作用的极端低估，只把知识分子看作关键词汇的提供者，以至于像哈拉尔德•施密特 (Harald Schmidt) 这样讽刺幽默的脱口秀主持人都被看成了在当今德国起引导作用的知识分子之一；同时，这种不解也可以是对知识分子作用的极端高估，把他们看作公众道德的“监督者”甚至是“民族的良知”，这样，知识分子的个人经历中如果出现过与现有角色严重不符的经历或者失误——如同在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的实例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那么此人到目前为止的一切言行都会受到质疑。
     要想更好地、首先是更客观地理解知识分子，尤其是理解21世纪的知识分子，那就有必要清楚他们的生存条件、作用条件与功能，而且也要明白他们的个人品格特征。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确定并认清那些重大变化，认清那些变化到底是对知识分子提出的新挑战还是他们所面临的危机、没落或甚至是末日。
     事实上，恰恰是知识分子正面临着新的作用条件，也面临着新的功能要求，这方面最经常被提及的是，公众舆论形成过程中内容和技术上的深刻变化。报纸、电视和互联网使观念形成过程简单化了，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民主化”了。但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高昂的。观念塑造者越来越多地来自名流，来自政界和体育界、电影和电视以及音乐界的明星，这些人总是用口号和通行套语、或者说用广告语言出场，表示对什么事的赞成或反对态度，尽可能地简短，尽可能地有趣，尽可能地容易记忆，不少情况下还有受过心理学训练的专业人员帮助他们。知识分子作为观念形成过程中重要的一员，跟不上这些人的步伐，因为对知识分子来说，重要的是分析、探索真相、启蒙、批评性的参与，而这一切都需要时间和版面，并且同时也要求接受对象一方具有听取意见和一道思考的意愿。但是，现在越来越缺乏的正是这些。于是，在大众中就产生一种印象，认为不再需要知识分子，其他人已经取代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角色了，或者知识分子这个角色在观念形成过程中已经被取消。
     如果说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知识分子目前或多或少都面临这种发展趋势，那么，对德国知识分子来说还有几个特殊的问题。首先不应该忘记的是，在短短几年之前，东西两德的知识分子还面对着两条阵线——如果不是面对更多的阵线的话。如果他在自己所在的那部分德国对社会问题提出批评，那他很快就会被怀疑为支持另外一部分德国，这就导致西德或东德的知识分子更加尖锐地批评或者从总体上拒绝另外一方。这样，东西德知识分子的相互支持变得越来越困难。他们参与自己所在的国家的生活，与对方斗争，经常被卷入与对方国家知识分子的尖锐冲突中。
     随着德国的迅速统一，也给知识分子，尤其是给那些反对这种发展、认为这种发展不好或至少持有保留意见的知识分子，带来了新的作用条件，这些条件也同样需要一个适应过程，这很让人惊讶吗？
     实际上，20 世纪末的世界巨变、尤其是德国的巨变，不仅使知识分子一方，而且也使知识分子面对的对象一方出现了明显的疲惫现象，这是很容易理解的。
     今天德国的知识分子要想行使自己特有的功能，就必须经历一个学习过程。如同在德国历史上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他们必须要深入了解自己的作用条件的变化、新的社会问题和其他的对话伙伴。鉴于德国的情况，人们真的不禁要问：谁可以这样做？谁愿意这样做？
     我坚信，知识分子的时代尚未成为过去，知识分子仍然是被社会需要的。只是，恰恰在德国，知识分子显然需要更大的自信和毅力，需要更多的发现新冲突的“预感能力”，需要对批判性和挑衅性介入持有更大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