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发展

夕阳别样红——中国当代艺术的老年人形象

Luo Zhongli: Vater, Ölbild 1980, Bildquelle: Luo Zhongli
喻红《她—京郊农民》2003年 布上丙稀,图片来源:喻红
喻红《她—京郊农民》2003年 布上丙稀,图片来源:喻红


     中国正迈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群体随之引起了社会的重视。中国当代艺术也以前卫的姿态和观念重新建构了老年人的形象。这种建构摆脱了固有陈旧伦理的叙述模式,从而衍生出更多的社会功能和意义指涉。

     由《父亲》说起
     1981年在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上,一件展品以极大的视觉冲击力和沧桑的美感震撼了几乎所有的观众。这件作品就是罗中立的油画《父亲》,它运用了超级写实主义表现手法,并以领袖像的视角和尺幅极为细致地刻画了一个饱经沧桑的老农民形象。当然这件作品所塑造的老年人形象不仅仅是一个普通老农民,他更重要的身份是一位伟大而深刻的父亲。

罗中立《父亲》1980年 油画,图片来源:罗中立
罗中立《父亲》1980年 油画,
图片来源:罗中立
     画面中老人那黝黑的脸庞和纵横的皱纹都无疑印证了每个中国农民和每个父亲的奋斗历程,由此老人的形象便成为了农民与父亲之间意义转换的桥梁。老人沧桑的面容和伟岸的形象使得这幅作品变得分外深刻,也正是这种深刻在告诉我们:这位老人的形象承载了历史的重担和岁月的沧桑。他不是画家的父亲,也不是某个人的父亲,而是一个高度概括的形象,是我们的父亲,是全中国人民的父亲。罗中立的《父亲》是一个集体意识的符号,是一个时代中国人的记忆,是一代老人的集体形象。这种集体形象本身的政治性还是很浓厚的,因为它是一个社会特定时代的典型符号,并承载了特定社会群体的功能和意义。.

     个体意识与当代情境
     8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时代主题也逐渐由民族、国家转向了个体和内心世界。因此艺术创作中的个体意识也不断得到强化。版画家王华祥创作的木刻《贵州人》,就已经把集体符号由全中国缩小到自己的家乡贵州。这样我们看到的就不再是一个概括的中国老人,而是具体到了贵州老人。90年代后,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个体意识的诉求变得更为强烈。艺术界60年代出生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一代人被称为新生代艺术家,他们不再像老前辈一样说“我们”,而是大胆地谈论“我”。

王华祥《贵州人 》1988年 彩色木刻,图片来源:王华祥
王华祥《贵州人 》1988年 彩色木刻,图片来源:王华祥


     比如刘小东创作的油画《父子》,描绘了自己和父亲旁抽烟谈话的情景,直白地告诉大家:这位白发老人是“我”的父亲,这就是我和我的父亲,不是其他任何人。因此从罗中立的“父亲”到刘小东的“父亲”,这一过程实现了由人民的父亲到“我”的父亲,由一代老人到一位老人的转变;由集体到个体,由符号到形象的转变。个体意识使得艺术家的个人情感找到了突破口,艺术的人文关怀也变得更加具体,艺术中老人形象也相应地变得更为亲切,更具人情味。

刘小东《父子》1989年 布面油画,图片来源:刘小东
刘小东《父子》1989年
布面油画,图片来源:刘小东
     新生代艺术家不仅关注自己,他们还开始以自己的视角观察和感受周围的世界。画家喻红笔下的老人就是以第三人称的方式出现,作品《她--京郊农民》和《她—退休工人》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切入当下老人的生活和当代情境中,而且作品还用了后现代主义拼贴的手法,将照片和绘画并置在一起,重新构成一幅完整作品。这种拼贴挪用的方式使得喻红的艺术与现实之间的纽带联系更加紧密,并进一步促成了艺术与当代社会情境之间的对话。而且作为一个女性艺术家,喻红关注的这两位老人也都是女性,艺术中女性的声音在老年人题材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男性老人一直扮演着父亲的角色,相反女性老人却没有母亲的称谓,但喻红作品中的两位老年妇女他们都有自己的生活与追求,走出了男性话语的藩篱。

喻红《她—退休工人》 2004年 布上丙稀,图片来源:喻红
喻红《她—退休工人》 2004年 布上丙稀,图片来源:喻红

     迈向生活和情感的真实
     当老人形象不再是一个整体形象,而是作为个体创造时,其政治性就逐渐被消解掉,取而代之的是生活和情感的真实。中国地域广阔,民族地区生活迥异。在中国当代摄影中,吕楠较早地把目光集中在西藏的民族生活上。从1996年到2004年他完成了摄影系列作品《四季——西藏农民的日常生活》,其中有大量西藏老人的真实生活写照。其中一件作品就毫无修饰地记录了一位西藏老人卧病不起,一位老妇人手持转经筒为其诵经的场景。这件作品没有刻意去说明什么,但西藏人的宗教情感、生老病死尽在其中了。

吕楠《西藏系列之一》 摄影,图片来源:吕楠
吕楠《西藏系列之一》 摄影,图片来源:吕楠

     关于老年人晚年生活的疾病和衰亡,艺术家宋永平则表现得更为真实、震撼。他的父母双双重病在床多年,倍受病疼折磨,家庭生活因此变得混乱和暗淡无光。他在尽孝的同时也承受着巨大的心里压力和生活折磨,于是他开始拍摄自己的父母,记录了任何人都无法逃离的归宿——疾病和死亡。他认为唯一能够与父母交流的方式就是,让他们成为摄影作品的主角,而不仅仅是两个不断老去的人。宋永平无意成为一个摄影家,但是他却直视人性的弱点和卑微,记录了父母的老去和病逝,作品充满了对生命逝去的绝望和等待死亡的悲观。

宋永平《新生活》1999年 摄影,图片来源:宋永平
宋永平《新生活》1999年 摄影,图片来源:宋永平

     除了痛苦和死亡,老年人生活中的喜悦之情也被油画家郑艺升华了。在其作品《炽心已飞》中,一位老农就像年轻时尚的小伙一样在尽情地把玩着他独特的“吉他”。如果这真的是一个吉他手在表演,那就很普通;但这是一个年仅五旬头发斑白的老农在忘我地弹着干农活的耙子,语境就完全不同了。这种语境转换使得老农的形象更为突出,情感也像火花一样从内心迸发了出来。

郑艺《炽心已飞》1999年 布面油画,图片来源:郑艺
郑艺《炽心已飞》1999年 布面油画,图片来源:郑艺

     夕阳别样红
     老年人的形象在中国当代艺术中只是冰山一角,但它是独特的,夕阳总是别样红。中国当代艺术中老年人形象虽然逐渐个体化,但决不仅仅是在描绘一个老年人。它是中国社会和生活的一个侧影,既承载了现代中国变迁的沧桑,也承载了当代社会的新气象和当代人的思想、情感。
文:葛士恒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
2009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