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发展

     当代中国电影里描写老年人的作品可能确实不多，但也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么少。中国的电影作者用好奇与关怀的目光注视着形形色色的老年人，但并不把他们整体地当作一个人口结构意义上的社会问题；无论剧情片还是纪录片，电影作者都细致地观察、描写一个或一群老人。在国家教育当中，“敬老爱老”一直是作为中国的传统美德向青少年灌输，但常常像口号一样显得空洞。而电影可能更成功地实现了这种教育，因为它们真切的摹写，几乎可以让每一个人想到，自己也会有这样一天，老人就是你的未来。

      退休后如何生活？
     1992年，女导演宁瀛完成了剧情片《找乐》。故事说的是从戏院票房退休的老韩，在街道申请办了一个老年活动中心——他们的活动主要是唱戏，没有这个活动中心的时候，这些老票友（业余京剧爱好者）只是在街头聚会。这部写实风格鲜明的电影改编自陈建功的小说，虽然对北京一群老人的生活描写非常细致逼真，其实远不只是讲述老年人的退休生活。
     电影的主角老韩在计划经济和集体主义的体制里工作了半辈子，当他退休时，第一件事就是再寻找一个“组织”，没有了组织，他简直不知该怎么活。他原本只是一个戏院卖票的，但在那一群票友里，他却很把自己当一个“国家的人”，说起话来总像一个党的干部。票友的身份各种各样，有工人，有真正的退休干部，大多是社会主义体制边缘的小市民。中国人说老人就是小孩儿，在这部电影里你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为了各种小事，老头儿们常常闹得不可开交，孩子气的固执。老韩竭力想要维系这群老人的关系，证实自己的“领导”地位，但他那一套宣讲根本吃不开。最终这个活动中心还是散了，票友们重新回到街头，没有组织，也没有领导。


     本质上这个故事是对国家体制的一种消解和质疑。但像老韩那一代中国老人，确实面对这样一个特殊的心理困境——在他们老去的时候，整个中国的政治风景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他们相信并为之服务半生的那个价值，好像一下子消失了，他们可能很困惑，但是没有人能提供答案。

      代沟与孤独
     张杨导演其实一直在他的电影里探讨父子关系。父子之间的裂痕其实是时代迅速变迁的产物，无论《洗澡》里的父子还是《向日葵》里的父子，两辈人只差20多年，但价值观却截然不同。传统与现代，保守和开放，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这些都是中国老年与子女沟通时的困境。在每一个家庭的内部，这种隔阂尤为醒目地折射出中国社会的迅速变形。
     孤独是老年题材的常见主题。但孤独并不只是老人的专利，任何人都可能是孤独的。在马俪文导演的剧情片《我们俩》里，异乡求学的女学生租住独身老妇的房子，因为悬殊的年龄冲突不断，最终却渐渐发现彼此的孤独是那样相似，她们彼此同情，甚至成为灵魂伴侣。

      个人主义突出
     关于老人的纪录电影里，老人往往作为更加个体的人出现。电影人对生活与生命的敏感，很自然地使他们对老人产生好奇。比如杨荔钠的纪录片《老头》，就是因为她居住的小区总有一群老人聚在街边聊天晒太阳，她突然对他们产生兴趣，从1997年开始了毫无预期和计划的拍摄，拍了两年半。作者几乎不介入他们的生活，也没有探询他们过去的经历，只是静静旁观、记录。夏天，一对老夫妇吵架，谁也不让谁，又一个夏天，妻子已经卧床不起，丈夫温和地给她擦脸。一个老头因为生病很久没有下楼，这一天蹒跚着下楼来了，他的老朋友们像孩子一样奔跑着迎上去。医院里，戴着氧气面罩的老人说，出院了想去动物园看看猴子大象，但是他再也没有出院……
     独立电影作者黎小锋、贾恺夫妇的纪录片《我最后的秘密》，用数年时间拍摄了苏州一位90多岁的独身老人，她曾经是1930年代的篮球皇后，但整部影片里她的生活空间几乎就是一张床。陪伴并照顾她的保姆也60多岁，两人的关系很微妙，有时显得温情，而在涉及钱财得失时又变得计较和冷酷。所谓“晚景凄凉”在这部影片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但它又并不是悲观和抱怨的，摄影机只是中立地观看着老人的生活，既有凄凉、恼怒，也偶尔有欢愉、满足。它告诉你，老年的景象就是这样，你不妨为将来做好心理准备。
     2008年杨荔钠又完成了纪录片《老安》。这次的主角是北京一位九旬老人老安，电影记录了他与舞伴——北京街头、公园的露天交谊舞是人们非常熟悉的老年消遣——之间的一段故事，在各自的家庭之外，他们的交往很难定义，但又是自然而可以理解的。张杨的《爱情麻辣烫》当中也有一段故事描写城市老年人的“黄昏恋”，几位男士应征一位女士的求偶，他们像儿童一般竞相展示自己的才能：拉手风琴、跳交谊舞、中国传统书画……情节诙谐而天真。这些影片虽然并没有直接深入老年人的精神世界，但客观真实的呈现也给观众带来足够的感性认识和相当的思考空间。至少，大多数观众，包括研究老年问题的专家，恐怕对具体的老年生活状态都并没有太多的体会。

     施润玖的纪录片《敬大爷和他的老主顾》，跟着一位87岁的老剃头匠，一次次去他的老主顾家里为他们剃头刮脸。老人在镜头里说，这二十年，他已经“送走”400多位了。中国老年人对死亡的态度大多数练达的，寿终正寝的老人，葬礼也称为“白喜事”（结婚是“红喜事”）。但最触动观众的则是敬大爷终其一生从事一门看似单调的、前现代化的技艺，这在快速变化的中国社会里是十分罕见的；年轻人在纷繁多样的职业追求和生活内容里几乎不知怎样选择，他们在各种可能性之间犹豫不决或者跳来跳去，而敬大爷的执著与淡泊告诉今天的人们，即便剃头刮脸这样简单的事，也可以做得像艺术一样韵味无穷。在现代化社会里，我们发现老人也有他们独到的精神价值，而且这价值恐怕越来越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