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漫步 - City Moves：吴祎萌

     城市变迁——记忆和变迁中的柏林和上海的地标
     出生于上海的吴祎萌自9岁开始一直生活在德国，她就读于柏林美术大学的视觉传达专业，她的硕士毕业论文主题是个人与城市空间方位的交互作用。在一个名为“偶遇之旅”（Random Tours）的城市实验项目框架下，她对上海和柏林市民的生存方式做了精心的比较，以马赛克的形式向人们展示了一幅既有全球化烙印又不乏地方特色的城市生活情景图画。
     一次关于城市变迁的对话。

     问：祎萌, 刚从上海回来，你是否觉得柏林很土呀？
     答：要说这两个城市的反差，柏林是有点“土”。这儿的一切都显得很小，给人以家的感觉，到处都是绿色，有点像到了乡下，但这都只是表面现象。两座城市在过去的20年中都处于令人难以置信的变迁当中。这里（柏林）是两个已不复存在且还必须不断融合的国家的遗址，还在展示不固定的布景，尚未治愈的创伤。那里（上海）是经济开放，东方的巴黎，第二次文艺复兴……

     问：这是两个变迁中的城市……
     答：是的，但这并不能使两个城市走到一起，她们也不可能如此简单地走到一起，也许根本就走不到一起。正因为如此，我的作品也是一种对比，她们理应独立地代表自己。

     问：你是怎样来进行这种对比的？对比的原则是什么？
     答：我通过人们在各自的地方获得的经验作为对比的基础。我碰到的人拥有完全不同的个人经历，这些经历复杂而且多变，像生活空间本身一样矛盾。这些人知道自己地方的历史，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历史。

     问：你和这些人都是不期邂逅吗?
     答：是的，但这种偶然性具有严格的规则。在两个城市，我都以最古老的地方为起点，认真感知这个地方，仔细观察在那里忙碌的人们。我寻找看上去友善且是当地土生土长的人，然后问他是否熟悉这个地区，能否向我推荐一个对他来讲具有特殊意义的地方。这些人向我讲述他们在那个地方的故事，我就上路去探寻和发现这个地方。到了那里之后，我就又从头开始，我在每个城市总共做20次这样的探访。

     问：两个大洲的40个地方，那么这些地方之间的界线是否变得模糊了？
     答：即使有也只是一瞬间的感觉，上海的某些地方会使你感到好像不在中国，但这只是图像层面的错觉。毕竟是不同的人，在他们身上发生着不同的事。

     问：区别在哪呢？是表面上的还是内在的？
     答：两者交织在一起，人和城市某个地方的历史镶嵌在一座城市的历史之中。在柏林我碰到一位妇女，在她眼里，奥伯鲍姆桥是自由的象征，这与历史分不开。她住在克罗伊茨贝格，多年来她一直无法看望住在弗里德里希思海恩的姑妈。如今每当她跨越这座桥时，总还有一种特殊的感觉涌上心头。在上海我又遇到一位妇女，她一辈子都在一家糖果厂工作。现在，昔日的工厂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高入云端的摩天大楼，这位年迈的妇女很愿意去那里散步，因为在她眼里上海变得更美好了，即使她自己还住在一间狭小昏暗的房间里，没有卫生设施，没有电灯照明。

     问：进步的负面作用是泯灭了旧有的东西……
     答：没错。我找到了很多实际上已经消失的地方，属于记忆的地方。有的是因为新的建筑，有的是因为行动空间被覆盖，城市原有的身份就这样消失了。通过让人们来叙述历史，我试图通过我的作品来保留一段历史。

     问：这是一位观察者的视角，你自己在多大程度上是这种变迁的一部分呢？变迁是你的一部分吗？
     答：当然这部作品也与我自己的历史紧密相连。七八岁时，我与母亲站在外滩，也就是黄浦江的外国租界一则。那时，对岸还是一片空地。然后我去德国呆了两年，再回到外滩时，对岸已是高楼迭起，从一片空地变成了一个大都市。通过德国，我经历了上海的这种巨变，一个每三个月就要更新一次地图的城市。

     问：这有点像柏林墙的开放……
     答：对，没错。那也是一切都在一瞬间发生变化。人们一下在自己的城市里成了陌生人，刚才你还在自己熟悉的街区穿行，转个弯走过两幢房子你就突然进入了新的世界。还有东部许多地方换了名字，使你无法根据城市地图和近郊公交图上的标志找到自己想去的地方。

     问：这种更名可真有意思，这跟魔法传说有一定的关系。
     答：（笑）你是指童话中的小精灵吧？

     问：……告诉我你的名字，我就能认出你的本性……
     答：在柏林也就是把原有的人名换成更好一点的人名，上海则发生了更为彻底的变革。街道都变成了商标，例如芬达路，这我在其它任何地方都没见过，这是对公共空间肆意的侵犯。

     问：在柏林也有这样的情况，例如索尼中心。在不远的莱比锡广场上，那些错落有致的建筑本身就构成了一个模拟的城市，缩减了立面。这是否就是缺少的那个连接点吗？
     答：你还在找一个连接点（笑）。我不知道。当然，全球经济体系把我们大家联系在一起，但中国的变化比柏林更剧烈。欧洲一直是开放的，而中国则刚起步，正在释放出奔腾的力量。上海是一座在许多方面需要补上来的城市，超大的路易威登广告就是其中的一个标志，以及按照西方款式生产的昂贵产品。这当然也会影响到人，使他们也发生变化。与上海相比，柏林在我看来就没什么了。

     问：变迁完全是一个常规的动机，在你看来这种城市的变迁是富有诗意的还是富有戏剧性的？
     答：在中国具有诗意，因为这种变迁不知边界，城市到处在追求大型化。相反，柏林则更具戏剧性，例如柏林的城市宫殿……

     问：这在上海能想象吗？
     答：不可能。这是一个文化问题，在中国什么东西都会被革新，循环往复，世界在那里更是圆周形的，不像在欧洲这里是直线形的。中国一直在前行，人们不会试图建造不适时宜的东西。我有点不理解，为什么柏林要去否定城市历史的一个重要部分，去抹掉矛盾对立所具有的的魅力，而要把完全陌生的东西硬塞进这座城市。

     问：从艺术美感这个角度来讲，你对上海和柏林的憧憬是什么？
     答：我希望两个城市都能停留在未完成阶段，呈现一种非完美和粗糙的状态，因为这样就能为年轻一代，就像我们，参与城市的建设腾出一定空间，用不着老去背历史的包袱。不要像巴黎那样，所有的建筑立面都金碧辉煌，完美无缺。文化源自摩擦和冲突。

采访者：海科·米勒（Heiko Müller）。本采访首次发表于2009年2月的柏林美术大学特刊（Eigen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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