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

     关于“启蒙的艺术”展览的讨论之所以非常激烈且至今热度不减，是因为启蒙概念本身便涉及现实的政治、社会、经济及文化问题。德国境内的意见分歧与广泛的公开讨论，使得人们注意到启蒙概念与中国政府行政实践之间的错位，如果展览是以其它主题命名，比如“浪漫主义艺术展”或“中世纪晚期艺术展”，其所引发的争论肯定不会如此激烈。

     与其它许多历史时期不同，启蒙概念的涵义具有双重结构：它不仅涵盖了历史上的18世纪，而且还标志着一项超越历史的进程或一个没有结束的“项目”（哈贝马斯语），这一项目的特征是科学化、民主化、技术化或世俗化。对于启蒙概念的学术研究来说，这种双重结构意味着风险与机遇的共存。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学界试图将启蒙研究局限于18世纪，目的是为了避免对于启蒙概念的过度延展；新近的研究则倾向于介绍历史概念与过程概念，当然这两种视角本就无法分离，更为广泛的公众讨论一再让人们注意到这点，以反对学术研究过度专业化。从研究对象到认知兴趣，专业历史学家的研究总是与其所处在的时期以及与学术课题本身的作用史有关。如果这一点对所有历史时期都适用，那对于启蒙时期而言，还需认识到一点，即它本身所包涵的规范及思想是超越18世纪的历史界限的。

     特别是在拓宽了的全球化历史的视野下，关于启蒙的讨论重新被拾起，狭隘的欧洲中心主义立场受到了质疑：一方面，人们将18世纪在全球化中重新建构；另一方面，欧洲之外多种多样的启蒙形式及接受启蒙的方式获得了关注。由欧洲、启蒙和现代构成的原本广为接受的和谐的三和弦受到质疑，同样受质疑的还有古斯塔夫•赛布特（Gustav Seibt）所谓的欧洲身份的“通俗版本”，不过是由历史上曾经截然对立、充满火药味的由“启蒙了的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的不同标志拼凑而成，目的是为了在一场臆想的“文化战争”中摆明立场。

     以菲丽茨蒂•A•努斯鲍姆（Felicity A. Nussbaum）为代表的启蒙研究者反对一种观点，即将启蒙中甚或已完成启蒙的欧洲，与欧洲之外的对启蒙仍感陌生的世界简单对立。他们指出，许多启蒙观念是通过与欧洲以外世界的文化交流中才逐步形成的。启蒙正是由跨界思想加速交换流通而形成的。此外当时的欧洲如今天一样并非是固定不变的，而是由许多不同跨欧洲的宗教民族区域构成的。1800年前后奥斯曼帝国内关于科技和政治改革的讨论，拉丁美洲的制宪运动同样是具有真正启蒙意义的。执教于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的历史学家桑卡•穆图（Sankar Muthu）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指出，启蒙运动不仅是支撑欧洲扩张的意识形态，同时也为批评欧洲殖民主义提供了论证模式。尤尔根•奥斯特哈姆（Jürgen Osterhammel）指出，18世纪欧洲农业国家与世界其它区域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别在整个近代早期要远远小于工业革命之后。1750年，一个中国农民单位小时生产率要高于大多数欧洲国家的生产水平。

     通过对“全球化的18世纪”（努斯鲍姆语）的研究，可以获得对启蒙时期更完整的认识，同时也可以加以区分地看待当今的全球化过程，而后殖民主义时期历史学家如迪佩什•查卡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根据当下面临的气候变化挑战，重新发现了真正启蒙式的思想，如对一个统一的人类史和一个全球共同文明的认识，并从中认识到了“我们的反殖民主义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此为背景，查卡拉巴提提出要进行一场新的启蒙运动，将人类史和地理史中自然科学问题与深层结构的历史问题，与批判和比较性的资本主义发展谱系联系在一起。

     研究框架的拓展并不意味着启蒙定义可以随意化。全球化的视野，克服狭隘的欧洲中心主义，关于理性的对话模式和同时也是自我批评与自我反思的批判姿态，是与18世纪启蒙主义者的自我理解一脉相承的。在那个时代，几乎没有一位欧洲启蒙主义者有机会前往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他们却在启蒙精神的引领下纷纷研究中国——无论是像拜尔、莱布尼茨、沃尔夫或是伏尔泰一样，将中国推崇为理想之国，还是如孟特斯鸠、卢梭或是亚当•斯密一般将中国归入东方专制国家的行列。这种态度表现在1689年莱布尼茨向亚洲专家、耶稣会教士闵明我（Claudio Grimaldi）提出的28个问题上，莱布尼茨想知道，我们能从中国学些什么：从技术发明到国家管理，直至生活艺术的一般问题，也就是“生活的舒适之处，这些东西值得引入欧洲？”同样的例子还有克里斯蒂安•沃尔夫（Christian Wolff），1721年他称中国为理性国家的典范。这些启蒙主义者并非幼稚地以为这种观点不会带来冲突，不需要代价：例如，沃尔夫为此丢掉了他的教授职位，并且作为“理性的殉道者”（伏尔泰），被勒令在48小时内离开普鲁士，否则将处以绞刑。但是这些人知道，对启蒙进行公开的争论在本质上便已经是启蒙行为了。